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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演义》 张世贤

所属分类：图书 -> 经济 -> 经济学理论 -> 微观经济学
【编辑推荐】
　　一条人命值多少钱？一具尸体的价格是多少？姚明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多高？灯塔可以是私人物品吗？老虎和牛哪个更厉害？期权是望梅止渴吗？有线电视为什么涨价？倒票对资源配置有利还是有害？电网垄断能打破吗？《经济学演义》通过生动的人物故事，可以给你提供最新鲜、最有趣的答案。
【作者简介】
　　张世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陆军从事研究工作，现为中国经营报社副社长。 著有《品牌战略》、《市场经济与企业战略》、《中国引资发展战略研究》等著作。
【内容提要】
　　本书以章回体的形式尝试写《经济学演义》，借助于另人比较喜欢的三国人物传播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让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再为人民大众做点贡献。本书中所述及的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目录】
  相关评论  
  　　张世贤的《经济学演义》是一本虽然专业但是又可以让你悦读的“闲书”。如果你要是想从这本书来全面系统的学习经济学知识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你只要看了肯定能激起你的兴趣来阅读经济学。
  专家评语 
王老五的经济学情结 
 《经济学演义》读后感 
 　平民经济学问答（一）  
　　如果姚明选择上大学，放弃到NBA打球的机会，他一年就少收入至少1 000万美元。这就是姚明上大学的“机会成本”。
姚明如果上大学每年的机会成本是多少？ 
陈佩斯第四碗面条的边际效用是多少？ 
馒头和苹果，哪个更有价格弹性？ 
什么是经济人理性？ 
什么叫“看不见的手”？ 
你听说过“幸福方程式”吗？ 
“美体盛宴”提供什么效用？ 
有线电视收费为什么说涨就涨，宰你没商量？ 
买股票套牢了怎么办？买的足球票赶上下大雨怎么办？贷款买车后车价猛跌怎么办？ 
有了钱存银行、买债券、买股票、买基金、买房产，到底哪个更划算？ 
抽烟与喝酒，哪个效用更大？ 
什么叫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个人贷款买房好？还是攒钱买房好？ 
包养一个“二奶”的成本是多少？ 
女人的年龄一年值多少钱？ 
 你知道储蓄有多少种动机吗？ 
比尔?盖茨为什么要从哈佛退学创办微软？ 
王府井为什么只能建商店不能建工厂？ 
买卖成交后，谁可能吃亏了？ 
什么是消费者剩余？ 
什么是生产者剩余？ 
彩电价格大战，谁是赢家？ 
货币为什么具有神秘魔法？ 
消费还有可能线？ 
高考分数查询能收费吗？ 
为什么橘子丰产了，果农反遭“丰收灾“？ 
房子可贵，还是爱情价高？ 
时间也是值钱的吗？ 
什么是贴现值和贴现率？ 
乘飞机买了保险，就真的“保险”了吗？ 
　平民经济学问答（二）  
　　因制度设计而引起或驱赶个人违背一般社会道德规范而做出符合经济理性的举动，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道德陷阱。道德陷阱始终存在，一个保过险的人在避免风险方面的积极性普遍有降低的可能性。不过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要解决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动机问题。
 
什么是“逆向选择”？ 
你听说过“道德陷阱”吗？ 
为什么经营者要懂边际分析？ 
一个乡派出所所长的职位值多少钱？一具尸体的价格是多少？ 
倒票对资源优化配置是有利还是有害？ 
电力怎么又涨价了？ 
谁说向农民卖高价电是价格歧视？ 
电网垄断能打破吗？ 
为什么火葬厂不打折？ 
为什么飞机票价有时会打三折甚至更低？掠夺性定价是自杀行为吗？ 
石油价格可能只升不降吗？ 
你听说过纳什均衡吗？ 
性骚扰案让科比损失多少亿？ 
为什么卖果奶的企业都改卖纯净水了？ 
 打广告的钱有多少打了水漂儿？ 
一个品牌价值几何？ 
专利保护能保护谁？ 
街头卡拉、噪音扰民能通过合约解决吗？ 
“一夜情”有没有“负外部性”？ 
谁应该为环境污染“埋单”？ 
期权激励是望梅止渴吗？ 
私人能不能修桥收过桥费？ 
灯塔一定是公共物品吗？ 
国民教育能不能产业化？ 
一条人命值多少钱？ 
为什么会出现“公地悲剧”？ 
凶猛的老虎为什么斗不过牛？ 
合伙作案的两小偷，谁愿意守口如瓶？ 
 
 
 

经济学演义：解读中国经济的怪现象(选载)
   这是一本在工作、学习之余，非常值得一读的经济学知识集锦。 作者用经济学家的眼光，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怪现象进行了解读，让你在阅读的快感中，学到了许多原本难以消化的经济学理论。是一本微观经济学通俗读物。 

　　专家评语
　　张承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张世贤博士的《经济学演义》既可以说是一部科普著作，但是我看更像一部文学作品。写这类的书其实也是需要一定文学功底的。经济学知识要普及需要复合型人才。
　　有些经济学家喜欢把普通的知识理论弄得深奥些，如果是为了研究前沿问题，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此显示自己的学问，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则大可不必。《经济学演义》初中学生就能够很轻松地理解，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也是一种功夫。
　　《经济学演义》借三国人物说现实的事，有点像大话西游，但是贴切自然。日本人很喜欢三国故事，如果把《经济学演义》翻译成日文，肯定也很受欢迎。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教授、博导）
　　人的一生要读很多书，但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必读书，从小学课本到各类专业书籍；另一类是非专业书籍，即是所谓的闲书。大部分人读专业书总是“痛苦的感受”，为了应付考试必须读。而读闲书都是有兴趣自动自发的悦读。张世贤的《经济学演义》是一本虽然专业但是又可以让你悦读的“闲书”。如果你要是想从这本书来全面系统的学习经济学知识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你只要看了肯定能激起你的兴趣来阅读经济学。
　　李义平（首位北大经济学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
　　在读故事中学习经济学
　　――《经济学演义》一书评介
　　在一个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国家搞市场经济，亟需普及经济学的知识。普及必须通俗，必须有趣味性。能作此事的人不多，愿作此事的人更不多。张博士做了，而且做得不错，这就是他近期撰写的、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演义》一书。
　　何谓“演义”？“演义”者讲故事也。陈寿的《三国志》是考证，是讲史实，讲事件，讲年代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讲故事的。讲史实的讲严谨，讲故事的比行动，把道理寓于行动之中。张世贤的《经济学演义》相对于一本一本的经济学原理，一本一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讲故事的，因为他是讲给老百姓的，讲给人民大众的。
　　《经济学演义》采用了章回体小说的动工，这是一个创举，这个创举适合中国人的新闻记者习惯。只要读过中国的古典文艺作品，就不能不受章回小说的熏陶。甚至一些现代小说。例如刘流的《烈火金钢》、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是章回小说。
　　在中国，很少没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经济学演义》借用了《三国演义》时边的人物，按照各处的特点，赋予其现实市场经济的角色。进而，借助这些角色的经济行为，在有意无意之间阐释经济学的道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于是，人们了经济学的民族化和亲切感。
　　一本演义性的读物很难讲什么系统性，然而老百姓也不需要系统性，老百姓只要懂得基本的原理，基本的道理。基本的原理、基本的道理包含在基本概念之中，弄懂其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就行。
　　《经济学演义》正是这样做的。她通过一个一个的生动故事，向我们介绍了一百多个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例如理发预期、比较优势、机会成本、寡头竞争、差异化战略等。直接看着这些概念你会感到抽象、晦涩。然而读完《经济学演义》这种抽象将荡然无存。
　　一百多个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体系，掌握了这些概念也就掌握了体系。
　　现在的书真多。仅仅行动不一定能吸引读者，更能吸引读者的是实用。《经济学演义》的作者借古喻今，娓娓道来，让你理解宏观调控、价格大战、股票缩水、“一夜情”、包“二奶”等一系列现象，教你理财、教你发财、教你在经济学原理指导下使生活更为艺术――该书实用。
　　王老五的经济学情结
　　作者：丑牛
　　王老五招众多女青年喜欢不仅因为成熟、有阅历、事业有成，主要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好青年。王老五特别有浓重的经济学情结。王老五曾听人说“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因而每次进书店后都朝“政治经济学”行大礼三次，感谢“政治经济学”过去为贫苦大众作的好事，但由于感觉那说的不是这个朝代的事，因而也没有怎么研究过。
　　王老五每次主要是找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但他每次看的时候，总是被书中希奇古怪的符号弄得头都大了。王老五每次总是懊悔原来上数学课时，没有用心学，都忙于给女生传纸条了。但王老五每次来书店，仍旧直奔经济学专柜，心想“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经过王老五一段时间的努力，王老五也对“供给”、“需求”、“价格”有了了解，在与同事的谈话中也能时不时的用一下经济学概念唬一下人，看到别人敬佩的目光，王老五加强了学习的动力。但王老五总觉得目前这些经济学书过于难懂了。
　　这日，王老五又来到书店，又直奔经济学而去。突然，眼前一亮，看到《经济学演义》一书。王老五心想，这是什么东东？拿来看看。有些像小说。
　　光看封面导读就蛮吸引人的：姚明如果上大学每年的机会成本是多少？这个问题王老五也曾经考虑过，想当年王老五就是没有考研究生而直接工作了。但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自己最终也没有搞清楚，这回看一下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王老五看了一下书中的内容，暗暗高兴，看来自己当时的决策是“英明、伟大、正确的”。王老五暗想，难道自己有学经济的天份不成？接着往往下看时发现一个问题：一条人命值多少钱？这个问题怪怪的，人的生命不是无价的吗？怎么现在业标价出售了？难道这个问题也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王老五迅速找到了相关内容，原来人的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以找到衡量的手段。倒票对资源配置是有利还是有害？这个问题太EASY了。前两天，王老五为了看自己偶像的演出还被一黄牛党人宰去200元。这种人对社会来说简直是有百害而有一利，怎么会对资源配置有利呢？莫非作者也是黄牛党人，或作者的朋友在从事该等职业？王老五想看一下作者怎么说。咦，作者讲的还真有些道理。看来倒票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是有优化作有的。王老五暗想：“自己作为一个有觉悟的青年，既然倒票对社会资源配置有优化作用，下次再看到黄牛们，也不必对他们深恶痛绝了。”
　　王老五大致将内容看了一下，心中窃喜：这本书内容倒适用我，看来当年上课没有浪费传纸条的机会成本是对的。这不，有人写出适合我等人看的经济学书来了吗？看来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今天晚上抓紧看看，明天去公司与新来的小姑娘们也有神侃的内容。没准哪个小姑娘看中我的才华，我的个人问题还解决了。王老五想至高兴处，不禁仰天长笑。结果引来无数人的注意目光，王老五这才意识到自己尚在书店。回到现实中的王老五马上又想到，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可别是个江湖骗子。没准作者自己也没有弄明白经济学是怎么回事，在网上到处找些资料来，拼成了一本书骗我们小老百姓的钱。王老五看了一下作者简介，原来是一名人大毕业的经济学博士，长期在国家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工作，还是中国经营报的副社长，看来也不像江湖骗子，经济学功底肯定不弱。作者原来也还有多部学术著作出版，看来也不像是为了越时髦出的书。
　　王老五暗想，这21世纪的经济学大家能不能出在中国和我没多大关系，不过，为着我个人的“BMW(Business, Money,Woman)计划”，恶补一通经济学常识还是绝对必要的。
　　《经济学演义》读后感
　　作者：辛仁
　　张世贤老师的新作《经济学演义》，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张老师把曹操、袁绍、孙权以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弥衡击鼓骂曹等脍炙人口的三国人物和情节，嫁接天想（联想）、彩虹（长虹）、乐哈哈（娃哈哈）、德嘉（嘉德）拍卖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市场经济主角，从而引出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这种写作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拜读之后我不禁感慨：“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不能像《经济学演义》这么写呢？”
　　前些年，美国有一部风靡一时的电影－《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在这部电影里，卡通人物和“大活人”同时出演。你说它是什么电影呢？是卡通片还是传统的电影？似乎很难界定。但这种拍摄手法的效果特别好，观众很喜欢，于是，从那时起，卡通穿插真人成了一种很时尚的电影拍摄手法。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创新产生之前，人们认为旧的东西乃是天经地义；一旦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人们会发现：新东西是如此简单和美丽。
　　这种“嫁接式”的创新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听过某相声演员模仿单田芳说评书的风格播天气预报，也挺生动新颖的。当他绘声绘色地说到：“呜……，从西伯利亚刮过来一股，寒流！”的时候，那效果就是比四平八稳的天气预报播音员要来得好。
　　我以前在学校里上经济学课的时候，当遇到那些味同嚼蜡的单元时，也曾经异想天开：要是用漫画或者寓言来讲述经济学的道理，那该多好啊！后来，还真的见过一些不错的经济学科普读物。比如，记得在1985年时，看过张五常的《卖桔者言》。张老师（又一个张老师，哈哈！）用大马哈鱼的例子，来说明科斯定理。还有，在詹小洪主编的《经济学家茶座》里，也经常可以见到通俗易懂的好文章。
　　可惜，大部分教科书以及经济学的文章著述，都习惯于“端着”。这似乎是为了印证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一个普遍的误区是：谁要是把科学弄得让群众喜闻乐见一点儿，谁让通往科学的道路稍微能够走得顺一点，谁就不能称之为科学。我们现在学的经济学、或者叫西方经济学（宏观和微观），其理论框架早在100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搭建完成了。后来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在原有的脉络上做出一些延展。因此，现在再来讲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工作就是介绍和诠释已有的理论成果而非做出什么新贡献。既然这样，何不把诠释的工作做得更人性化一点呢？在这方面，张世贤老师就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他自己是经济学博士，按照小人之心（比如我自己）来度君子之腹，越把经济学弄得高深莫测，才越能显得经济学博士的不一般，张老师显然不这么想。他用幽默的文笔、巧妙的比喻来告诉读者：经济学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并不神秘，而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非常实用的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张世贤老师的《经济学演义》，用了大量的三国的典故，这就使这本科普性质的读物，增加了很强的趣味性。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可能是中国传播最广的文学作品了。即使是贩夫走卒，也都津津乐道。所以，张老师选择三国演义作为虚拟人物和事件的来源，可谓独具匠心。使人们读起来更加产生“无厘头”式的幽默效果，也就拉近了经济学理论和普罗大众的距离。比如，同样是阐述科斯定理，张五常用的例子是北美哈德逊河的大马哈鱼来说明，而张世贤老师则拿司马懿和诸葛亮共用汉江来“说事儿”，后者无疑离我们中国的读者更近。
　　如果你想轻松地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议你读张世贤老师的这本《经济学演义》。你大可不必正襟危坐、煞有介事，只需在茶余饭后想起来时随手翻阅，就可以教会你很多有用的知识，使你产生很多感悟。
　　姚明如果上大学每年的机会成本是多少？
　　大家知道，姚明并没有上大学，他为什么不上大学呢？凭姚明的智商，考上咱们燕京大学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不上大学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他有到NBA打球的机会。姚明同休斯顿火箭队签了3年2000万美元的工作合同，加上他做广告的收入，每年的实际收入都在1 000万美元之上。可以想象，如果姚明选择上大学，放弃到NBA打球的机会，他一年就少收入至少1000万美元。这就是姚明上大学的“机会成本”。
　　所以姚明是最聪明的，他没有让机会白白遛走，他抓住了机遇。虽然姚明有时候也感叹：“我现在也就是一个蓝领，天天干的都是力气活！”虽然我也想上大学，但是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
　　陈佩斯第四碗面条的边际效用是多少？
　　导演朱时茂一声“开始！”陈佩斯就风卷残云般把一碗面条吞下去了，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啦，这一碗面条的效用自然应该是10；接下来重新开始吃，虽然还能吃下去，但是效用可能递减为5；当第二碗也不算，需要从头再来的时候，第三碗的边际效用对陈小二来说也许只有0；如果继续吃下去，太撑肚子，边际效用递减为-5，总效用也从15减少为10。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再好的山珍海味让你天天吃，你也觉得没有味道。为什么有许多男人明明有如花似玉的老婆，却还要出去“泡妞”呢？根本原因是整天和老婆耳鬓厮磨的边际效用递减，想寻找点新鲜的刺激。所以物品效用的另一个特征是其边际效用递减。
　　馒头和苹果，哪个更有价格弹性？
　　刘备辞别曹操，一路回府，一路思忖：“价格当然是有弹性的。没有价格弹性，那是计划指令的价格。可以说没有价格弹性，就等于没有市场经济。价格的变化不正是斯密老先生说的‘看不见的手吗’？关键是要看看这弹性有多大，如果弹出了成本底线，不是也不成吗？需求的价格弹性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在日常生活中，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弹性差别就比较大。生活必需品因为是日常所需，即使价格上升需求量也不会减少多少。如果你一顿吃一个馒头，过去2角钱你吃一个，后来3角钱你吃一个，现在4角钱你还是吃一个；相反，如果馒头从4角下降到2角，你也不会一顿从吃一个增加到吃两个。这种必需品基本是缺乏弹性的。看病也一样，当看病的医疗、检测、药品等价格上升时，尽管人们会比平时减少一些看病，但不会大幅度地减少看病的次数。水果则不同，不是必需品，便宜的时候可以多吃，随着季节的变化，价格上升了也可以适当少吃一点，这是比较富有弹性的东西。
　　什么是经济人理性？
　　经济人理性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经济理性。这种理性表现在作为消费者，他要以最低的价格或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厂商则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譬如一个刘欢的歌迷，明明知道花100元就能买一张“欢歌2004”的门票，而他仅仅因为喜欢刘欢就偏要掏200元买一张票，就不符合经济人理性原则，因为按照经济人理性原则，他多花的100元是冤枉钱。对于个人而言，做出理性选择和决定是为了个人的自身利益。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目标和愿望。鲁子敬拼命工作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庞士元则更喜欢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他宁愿清苦却追求闲暇。我们不能去评价鲁肃和庞统，究竟谁的选择“好”还是“不好”。反正大家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去选择。厂商之间也是这样，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价格卖得越高越赚钱，你同曹操做电脑生意，价格降了那么多，最后下来不还是利润更多了吗？
　　“可是现在即使是降价，商品也还是卖不动了，要再这样下去，不要等企业垮台，我就得先跳河了！”刘备看来是被经济人理性原则快逼疯了。
　　诸葛亮一听呵呵地笑起来，不紧不慢地评论说：“这正是大胡子马克思说的：商品爱货币，而真爱情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一旦失败，摔碎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生产者。目前蜀汉公司的商品正面临着惊险跳跃的失败，这里的问题其实不在价格，而在供求。从供给方面看，如果进一步降价销售就跌破了成本底线，亏本赚不住吆喝，当然不是理性选择，不符合经济人理性原则。”
　　什么叫“看不见的手”？
　　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其中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
　　市场机制就是依据经济人理性原则而运行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这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
　　你听说过“幸福方程式”吗？
　　诸葛亮认为在众多关于幸福的论述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概括最为精彩。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这个幸福方程式就是：
　　幸福 = 效用 / 欲望
　　幸福是欲望的满足程度。欲望拿什么来满足呢？这里涉及到欲望和效用两个问题。
　　人有七情六欲。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和求得满足的愿望。俗话说得好，“饱汉不知饿汉饥”。就是因为吃饱不饿了，饱汉的欲望就满足了；而饿汉还没有吃饱，总是感到饥饿难耐，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欲望是不足的感觉和追求满足的愿望之间的统一。人经常在欲望的满足和不满足之间运动、徘徊。知足者常乐，而知不足才有进一步的追求。前者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后者是指人的一种欲望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永远也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可见人的欲望有时候是无穷大和无止境的。这种欲望的无限性正好又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人类正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断产生、永无止境的欲望才不断奋斗的。你信不信？如果个个都像庙里的和尚们禁锢了自己的欲望，就只好天天青灯古佛地生活。
　　欲望尽管是无限的，但是又有轻重缓急之分，欲望有不同的层次。另一个美国佬是一位心理学家叫马斯洛，他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把人的欲望分成五个层次。
　　个人的进步和发展就在于当基本的需求层次满足以后，能不能尽快上升到较高的需求层次上再继续追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最低层次的追求，其实，所有的物质需求都是低层次的需求，穷富之间无非是量的差别，比别人吃好一点，穿好一点，玩好一点，挥霍多一点，开宝马坐奔驰，声色犬马都是低层次的追求。如何赢得社会的尊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是高层次的追求。
　　解释完欲望的层次以后，孔明回来接着说欲望和幸福的关系。
　　在幸福的方程式中，欲望是分母。但是欲望似乎又是无穷大的，永远满足不了的。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方程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相对于无限的欲望，再大的效用也只能得出接近于零的幸福值。我们只能假定这里的欲望是具体的和既定的，这样，幸福就取决于效用的大小了。比如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一直想要一部带摄像头的名牌手机，虽然刘表最近家境不是太好，为了孩子高兴还是给他出钱买了，有了这部新款手机，这刘琮就可以拿着去到处显摆，这种具体的效用就立刻满足了。
　　“美体盛宴”提供什么效用？
　　那么美体盛宴究竟满足的是食客们哪一种需求效用呢？似乎都谈不上。如果说是欣赏，一个大美女躺在餐桌上肯定失去了舞台或T型台上的曲线和舞动的韵致。如果是“零距离”触摸，那美女稍有反应，满身的美味佳肴岂不要撒个精光？第三种情况更无从谈起。我们很难想象一群男人围着一个裸女在身上取用饭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男人们就那样心静如水？果真如此，就不必来赴这美体盛宴了。美女呢？肯定是一动不动，这是职业需要她如此“敬业”。可如果是一直闭着眼一动不动，那跟“停尸”差不多，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岂不是大倒胃口？如果“操作规程”上规定：必须睁眼面对顾客，必要时可劝客人“先生请慢用”。那饿狼般的“绅士们”将作何反应呢？
　　市场经济中，需求和供给始终是一对矛盾。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主权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商家确实需要迎合消费者求新猎奇的口味，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效用。一般认为，快乐和幸福是指欲望的满足程度。如果谁能够提供这种可以满足欲望的效用，消费者就会把货币选票投给谁。
　　饭馆推出美体盛宴，说到底是出于竞争的需要。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光顾本店，就需要有一些新的卖点，让顾客感到新奇，并愿意掏腰包尝试。饭店的这种行为动机要说是“创新”也并不为过。就餐饮业的现状而言，现在越来越讲究特色经营，如果商家为吸引顾客，摆出一桌美体盛宴来，也未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种举措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效用。
　　在饭店吃饭满足的首先是食欲，虽然也可以唱唱卡拉OK什么的，但那更多的是一种附加的价值。汉语里面有一个成语叫“秀色可餐”，其实也是指欣赏，而不是真去“吃”。美女对于男人的效用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欣赏，在舞台上表演，在T型台上走“猫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二是跳舞，“零距离”接触，男人们往往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徘徊；三是占有，那就是实现一次次性欲的满足。
　　庸俗经济学家萨伊说过：“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但那是一般的理论概括。以此“萨伊定律”来解释美体盛宴，似乎理论与实际还是脱节。这主要是美体盛宴的“需求定位”不够明确。虽然圣人说，“食色，性也！”但是在具体的运作程序上，二者是从来都不会混为一体的。那么这种供给创造了哪种需求呢？又是问题。
　　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要求商家在不违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尽可能开发消费者的潜在欲望，提供满足其欲望的效用，从而获得竞争的优势。但是，任何创新都不能忽视一定社会的消费文化和历史背景。否则，无异于自己在市场上“裸奔”，引来的除了眼球和不屑，不会有什么利润和收益的。
　　有线电视收费为什么说涨就涨，宰你没商量？
　　诸葛亮解释说：我们的产品属于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也有自己的特点。要了解垄断竞争市场必须先了解垄断。垄断也叫独占。在完全垄断市场上，往往只有一个卖者，而且这个卖者可以决定价格。这个卖者就是价格和市场的垄断者，典型的如曹操的中原集团公司有一个有线电视公司叫做华歌有线。华歌有线垄断着北方绝大多数城市的有线电视网络，价格完全由自己确定，去年每家的收视费是每月12元，一年共144元，今年曹操跟谁都没打招呼一下子涨到每月18元，一年要收216元。你要是看凤凰卫视或是其他频道，还需要再交钱。由于居民只能从曹操旗下的唯一一家公司购买这种服务，因此，这种市场是典型的完全垄断市场。
　　张飞听了自然气愤：“曹操那老东西向来霸道，我们的电视机降价也卖不动难道与他增加收视费有关？”
　　买股票套牢了怎么办？买的足球票赶上下大雨怎么办？贷款买车后车价猛跌怎么办？
　　近几年来汽车降价频率太快，幅度太大，刚买的新车，不到一个月降8000，这谁受得了？一年降1万多，过一 年再降1万多，三年下来15万元的车降到不足10万元。如果再加上贷款利息，三年前买一辆车的钱，现在可以买两辆更好的车。这不是亏大发了吗？
　　在这里，经济学常识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可能多数不还钱的“董事长”们还不了解。那就是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指已经付出的一笔开支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能再被收回的成本。具有理性的人只能忽略它。比如张飞做股票，在6年前买了1000股四川长虹，当时的价格是40元，谁知买了以后就一直下跌，最低的时候跌到7元，现在也就8~9元的水平，可是张飞一直舍不得割肉卖掉它，觉得亏得太多。结果呢，张飞就和绝大多数中国股民一样，落了个世纪之套。事实上股票的现价才是它实际价值的反映，原来高价买入而又不可能收回的部分已经是一种沉没成本，有理智的人只能忽略它。张飞所应该考虑的只能是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上，四川长虹是否还有上升的空间，是否还具有继续持有的价值，否则就应该换股，重新寻找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
　　最近，富康新自由人的价格已经下降到8万元以下，对于原来已经购买这款汽车的消费者来说，过去买车时高出的部分，就是一种沉没成本。为了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举一个足球票的例子。张飞的儿子张包是个球迷，虽然他也清楚，现在的中超就是原来的甲A变的，水平要多臭有多臭，可他还是愿意去看看。于是在星期三就花了80元买了星期天晚上的球票。可是当他在星期天晚上兴冲冲地到球场看比赛的时候，天气开始转阴，开场不久就雷雨大作，张包本来就不喜欢在外面淋雨，加上双方踢得一点也提不起精神，要激情没激情，要技术没技术，要章法没章法，要战术配合没战术配合。他觉得这80元花得实在冤枉。比赛没看头，还要承受淋雨的痛苦，不看实在是浪费了80元钱。对于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会理智地问他，如果这张票是免费的该怎么办？可能张包会说，那我一定马上走开，决不受这份洋罪。那么，问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继续看比赛是不理智的。因为买票是星期三做出的决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星期三的买票支出已经是沉没成本，星期天决定看不看比赛是现在的事情，不应再考虑原来决定的成本。
　　买汽车也是一样，不论所买的是捷达、富康，还是宝来、帕萨特，决定的东西就不能再考虑它的成本能否收回，所以贷款买车的“董事长”们还是要抓紧时间还钱。诚信比金钱重要得多得多。人无信不立，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立足于个人的信誉。失去信誉的人，没有人同你做生意，没有人愿意雇佣你，没有人希望和你交往，没有人愿意推荐不守诚信的人。
　　最近听说董卓的侄子董事长已经因为车祸死了，他留下的车贷可能已经成为银行的坏账。但是还有很多欠钱不还的“董事长”们希望把旧车收走，抵偿车贷。如果是那样，张飞的儿子也可以把废球票退给票务公司了，我们也可以把《英雄》的电影票退给张艺谋或是电影公司了。沉没成本也可以不再“沉没”了。
　　事实上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了钱存银行、买债券、买股票、买基金、买房产，到底哪个更划算？
　　张飞不愿意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像黄忠那样吃利息就完了。除了满足自己和家庭的消费之外，张飞对银行储蓄存款向来不怎么感兴趣。他认为那东西太死板，还得缴20%的利息税，除了把钱交给银行用，让他们拿去赚更多的钱，自己几乎没有多少收益。他对保险也看得很淡，甚至带有某种偏见。在他看来，人寿保险纯粹是扯淡，没听说谁买了人寿保险就一辈子健康长寿了；相反，你要是准备买保险公司的什么人寿保险，还要反复体检，恨不得把你的肠子都翻个遍，生怕里边有蛔虫什么的。人活着就是图个潇洒，图个轻松自在；该死的时候，两眼一闭，走人。保险？那是保给别人的，我上了保险，然后死了，最多儿子能从我死这件事上得一笔钱。我儿子待我那是要多亲有多亲，在要我和我的保险收益上，我敢打赌，儿子绝对选择我，不选择保险费。不光是我儿子，一心惦记着要从老子身上赚保险收益的在最平稳、最可靠的方法是储蓄，就像黄老将军那样，虽然你对储蓄不屑一顾，可是这些年下来，黄老将军少说也有将近10万元的利息收入，还是比你做股票投资要牢靠。就投资而言，风险和收益是相伴随生的，要想高收益，就要冒高风险。但是，如果不懂专业的投资知识，一味地去冒险，那可是真正的危险，除非你就是喜欢输钱的刺激。
　　究竟如何选择投资，你可以看看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图。图中有一条表现风险和收益之间相关关系的线，可以看出，风险越高的投资品种，收益也越高；风险越低的投资品种，收益也越低。最低的是银行存款，所以也基本上没有风险。
　　听了诸葛亮的分析以后，张飞终于明白，个人投资理财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自己原来投资股票更像闭着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自己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信息，做到最后岂不是“秀才搬家——全是书（输）”？相比之下，可能还是开放式投资基金比较省心，也有稳定的收益。张飞查了查目前在市场上的开放式基金，发现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和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的业绩做得比较高，于是就把手头的股票悉数清理卖掉，转成了开放是基金。他觉得易方达在广州，是南方人在操盘，南方人比咱北方人精明，做事情心细，就干脆把剩余的资金都投资到这个基金上吧。
　　抽烟与喝酒，哪个效用更大？
　　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在一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如何使消费者在消费不同商品时的边际效用相等，从而达到总效用的最大化，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均衡的实现问题。假如有烟和酒两种商品，有的人爱吸烟，有的人爱喝酒，有的人既爱吸烟又爱喝酒，我们可以发现，爱吸烟的人花在烟上的钱多一些，爱喝酒的人花在酒上的钱会多一些，烟酒都舍不得的人花在两种商品上的钱可能差不多。
　　这时就有一条凸向原点的曲线。这是一条边际效用相等的无差异曲线。喜欢吸烟的人在这条曲线的左上方做出选择，可以多吸烟少喝酒，使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喜欢喝酒的人在这条需求的右下方选择，自然是少吸烟多喝酒，边际效用也是相等的；第三个人平均选择，同样是边际效用相等的。爱吸烟人的预算约束线为AA，爱喝酒人的预算约束线为BB，第三人的预算约束线为CC。这三个人的效用都达到了最大化。如果无差异曲线延伸到任何一条线的左下方，都意味着钱没有花完，效用没有最大满足；反之，如果无差异曲线离开预算约束线出现在右上方，就意味着消费是不能实现的，那是因为个人的财力达不到。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实现消费者均衡。
　　当然，收入的变化可以改变预算约束。如果刘备的这位大公子通过打工再挣300元或是500元，他的预算约束曲线会大大地向右上方移动，此时他的无差异曲线也可以向右上方移动。那他个人的整个福利状况都进一步改善了，幸福程度当然也就提高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谁都不希望消费遇到货币收入的约束，可是几乎谁都面临消费的预算约束。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会依据自己的消费偏好，决定自己的消费组合，以使各种物品和服务的边际效用相等，而总效用达到最大化。生产厂商可以根据消费者收入的变化，以及对各地消费偏好的调查，对所生产产品的市场需求做出预测。
　　什么叫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曹植自此开始研究经济学理论。他把各种版本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翻遍以后，发现经济学所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教人如何赚钱的学问，而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学问。经济学告诉他，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们往往从自利的动机出发，在各种买卖关系中，在各种竞争与合作关系中实现互利的经济效果。交易会使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另一方面，虽然在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可是事实上由于市场本身不完备，特别是市场的交易信息并不充分，却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造成很多很多的浪费。
　　提高经济效率意味着减少浪费。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样定义的效率被成为帕累托最优效率。曹植反复揣摩这个经济学的效率定义，觉得这个意大利人说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就在资源配置方面实现了帕累托改进，经济的效率也就提高了。
　　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销售和消费其实是脱节的。由此造成的浪费也是非常惊人的。你说现在反对大吃大喝，可是要吃要喝是人家自己掏钱买的。全国的饭店里一年吃剩下的饭菜有多少？有人估计往泔水缸里倒掉的在600亿元以上。而更多的是那些城里人，家里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存放很多本来就没有穿过几次的衣服，从来没有翻过的书，成纸箱的儿童玩具，仅仅看过一遍的电影光盘，甚至连一遍也没听完的英语磁带。一个中学生两年可以换3部手机，原因很简单，原来的样式不时髦了，拿不出门了。至于旧家具、旧电器更是无处存放，只好该扔就扔。
　　面对这种情况，曹植和我们一样，也很难在道德方面对谁进行谴责。消费领域通行的规则是消费者有权处理他自己花钱买来的任何商品和劳务。不论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哪怕他原封不动地扔掉也属于完全正当，别人无权干涉。由于商品本身存在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理论上，一件商品在出售给消费者的那一瞬间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消费者将它用掉的时候才实现价值的，后者所实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市场经济里，生产商品仅仅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销售和消费的脱节其实是很大的浪费，这种资源配置的效果根本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个人贷款买房好？还是攒钱买房好？
　　周瑜在市场经营方面从来不打价格战，他的果汁饮料到现在还始终维持着稳定的市场价位。这次孙权让他负责楼盘销售。他首先从开发市民的住房消费观念入手。他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在《扬子晚报》等地方媒体上开始发表各种文章，讨论住房消费。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是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退休的美国华侨老太太，回到中国看望他的妹妹。两人在上海锦江饭店见面后激动不已，谈到阔别40多年的经历和心愿，身居美国的姐姐说：“我终于在退休之前还完了一套150平米的住房贷款。”妹妹则说：“我终于在退休之前攒够钱，刚买一套100平米住房。”姐姐问：“那你以前怎么住的？”妹妹说：“这几十年要说生活也算步步提高，最早的时候住集体宿舍，后来结婚以后与单位另一家合住一套单元公寓，再后来搬进了一个单独的亭子间。一直想买房子，可是钱一直攒不够。”姐姐不禁感叹道：“我在美国有了工作就贷款买了房，一面工作一面还贷款。如今贷款还完了，房子也住了30多年。你虽然现在也有了自己的住房，可是这30多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享受啊？”这就是差距，虽然最后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可是一个尽情享受了30多年，一个却忍受了30多年。
　　包养一个“二奶”的成本是多少？
　　若论纯粹个人储蓄，别看刘备职务高，收入多，可刘备的储蓄还真没有黄忠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刘备的负担比较重。一是阿斗始终是个花钱不算账的主，即使刘备对他有一定的“预算约束”，但是架不住阿斗提出的消费项目多，所以每个月仅零花没有2000元就下不来。再加上孙夫人年轻漂亮，花容月貌，又是出身王侯之家，相当于高干子女，向来“花钱跟淌海水似的”，哪个星期不去买两件高档时装，做两次美容舍宾什么的？别以为老夫少妻就多时髦，如果要算成本费用，那可比糟糠之妻高多了。根据原点调查公司最新的调查统计和回归分析，老夫养少妻的费用大致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
　　月费用=2000+150×岁差 （1）
　　如果是包养二奶，则费用更高：
　　月费用=3000+200×岁差 （2）
　　公式（2）的基数和系数都比公式（1）要高，这主要是对“二奶”名份的经济补偿。
　　刘备和孙尚香属于公式（1）的范围，按说费用是应该比较低的，可是由于岁差是客观存在，总费用也就上去了。当年乔国老到甘露寺去提亲，只说刘备20年前33岁，吴国太误听为33岁，心里一算，33－23=10，觉得大10岁也不算大，自己闺女虽出身侯门之家，可人家刘皇叔也是正宗的汉室宗亲，因此年龄问题也就没多在意。刘备当时一心想迎娶美女，通过联姻以便在公司业务上结盟东吴，加上当时价格水平也没这么高，费用成本也没有这么细致地计算过。现在好了，仅仅按照公式推算，一个月下来就是6500元，可实际的支出哪个月都超过这个预算。
　　女人的年龄一年值多少钱？
　　无论如何，年龄对于女人可是个宝贝。年龄大一岁，身价就贬值一分。网上不是说，在荒唐的“换妻”事件中，就是因为年龄问题，在“补差”上出了问题吗？甲男和乙男的老婆偷情，被乙男发现，甲男承诺把自己的老婆叫来“补偿”乙男。事成之后，双方决定离婚各自重新组合，可是甲男认为自己原来的老婆比乙男的老婆小两岁，乙男应该补偿甲男2万元。此事乙男认为先是甲男勾引自己的老婆，不应该给予补偿。后来甲男纠集人到乙男处索要“补偿费”，却因难以达成协议而大打出手，结果事情败露。
　　你知道储蓄有多少种动机吗？
　　即使如此，刘备还是要千方百计，省吃俭用，每个月挤出些积蓄存在银行，以备日后之用。刘备的储蓄动机与黄忠不同，他主要考虑的是老婆孩子。这种储蓄在经济学上被成为遗产动机。
　　黄忠的储蓄基本上属于养老保险型的，这在经济学上叫生命周期储蓄。
　　诸葛亮比较赞成储蓄用以子女的教育。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目标储蓄。为子女的教育出资在西方叫人力资本投资。中国不认为这是投资，而把家庭用于教育的投入看作是消费。投资也好，消费也罢，如果家庭攒钱是为了将来子女上学使用，应该是最好的用途和储蓄目标。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如此，幼儿园就开始高价收费，每月动辄上千元。小学、中学要是择校，也要收费，那些有名气的重点学校收费更高。上大学则一律收费。所以现在从城市到农村，家家户户攒钱储蓄，一个首要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攒学费。这主要是受了诸葛亮储蓄理论的影响，储蓄主要是准备为孩子做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在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元。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存钱而不花钱呢？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为了下一代，我们中国人都是“孔明储蓄论”的信奉者。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始终存在着比较强的生活预防动机。如果一个人加入了当月挣的钱必须花光的“月光族”，往往被评价为“不会过日子”。人们需要防备未来生活出现变数，比如下岗、失业，收入减少，子女上学，老人有病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积蓄和储备，才能在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能够有所接济。因此，从时间价值上看，即使未来5年以后100元的消费可能还抵不上现在90元的消费，但是有时候，人们也需要把钱暂时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种为“天有不测风云”而进行的储蓄被称为谨慎储蓄。
　　当然，还有很多人存钱是为了购置耐用消费品，如攒钱买电脑，攒钱买车，攒钱买房等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目标储蓄。
　　比尔?盖茨为什么要从哈佛退学创办微软？
　　真正促使刘备痛下决心的是比尔?盖茨的创业故事。微软公司CEO比尔?盖茨当年创办微软公司的时候也就20岁。当时比尔?盖茨正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决定退学创办公司完全是出于对电脑软件的商业性开发，认为如果再不行动就会贻误商机，于是毅然决然地中途退学，同别人合伙创办了微软公司，专门从事计算机软件的编制开发。后来他的DOS系统被电脑制造巨头IBM所采用，就这样，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福星高照，时来运转，最终成就了微软的软件霸业。比尔?盖茨的创业故事对刘备很有启发，眼下正值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确实是施展个人才华，成就一番事业的好机会，无论如何不能再学这些古代哲学，误国误民也误了自己。
　　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进一步决定社会的资源是如何被有效利用的。因为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事物的稀缺性。阳光、空气、水，按说都不稀缺，没什么价值，可是长期住在背阴的居室里，就享受不到阳光的温暖，结果呢，朝阳的房子价格就高，背阴的房子价格就低，这是对阳光选择的结果。淡水资源的稀缺也使水的价值不断提升。人们要把最稀缺的资源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由于稀缺，所以选择才是必要的。
　　假如一个亿万富翁，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也许在他的词汇里根本就没有“稀缺”这个词。但是请你想一想，时间也是一种资源。他必须决定每天把他的时间用来玩哪种贵重的玩具，用多长时间开跑车，用多长时间打高尔夫球。如果把时间也算在内，稀缺确实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现实。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着各种选择。
　　王府井为什么只能建商店不能建工厂？
　　必须做出选择不仅是针对每个人而言的，也是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个人、家庭、企业、政府都在做出选择，各种选择的结果共同决定着经济的有限资源是如何使用的，这些资源包括土地、劳动、机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你想想看，为什么原来种庄稼的土地选择用来建工厂了？为什么20世纪造马车现在生产汽车了？假如王府井旁边有一块空地，你说是种庄稼？还是建商店？
　　“当然是建商店啦！”刘备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卢植问
　　“因为商店挣钱呐！”
　　“可是，建什么样的商店呢？给谁建呢？建成了给谁用呢？”
　　刘备一时语塞，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卢植接着道：这土地是国家的，所以首先要由政府做出选择，政府决定给谁，做什么用，那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权利也不能滥用。必须保证它的经济收益最大化，环境成本最小化，这是决策的经济学原则。那么最后的方法是政府首先做出决策：“拍卖！”原则尽可以简单：第一，项目不能有环境污染，第二，谁出价高给谁。参加拍卖的人你可以想象，各路英豪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但是农民就是参加竞拍也是首先败下阵来的，他出不起高价钱。加工制造企业也不行，一是废气、噪音有污染，二是竞拍价格上不去。最终要么是珠宝商，要么是商业银行。反正谁出价高，就是谁的。
　　选择就意味着放弃。政府把土地拍给银行，就意味着放弃了珠宝商；反之亦然。现在是你自己面临着选择，同样道理，选择就意味着放弃。如果你选择下海，就必须放弃上学；如果你选择继续读书，就意味着放弃创业的机会。其实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对其他机会的放弃。社会经济现象就是如此，同样的资源，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同样的货币，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这些都需要选择。在东吴的温州那里，早年别说是大学，上高中他们都嫌亏，认为耽误挣钱；现在呢？那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仅上大学，还要出国留学，将来好做国际市场上的大生意。这不是等于又放弃了眼前挣钱的机会了吗？所以你要三思而后行。
　　“经济学原来是关于选择的学问，选择就意味着放弃，放弃就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刘备辞别教授一路思考着回了寝室。“看来真的需要认真计算一下选择的机会成本，不可造次。”
　　买卖成交后，谁可能吃亏了？
　　中原集团的董事长兼CEO是曹操，曹操毕竟是做过大官的，位极人臣，现在下海做生意，多少有些“红顶商人”的味道。中原集团属于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从煤炭、钢铁，到能源电力，再加上基础电信和银行，可以说是国内500强之首。曹操为使中原集团的管理再上新台阶，决定首先对公司进行办公自动化改造。
　　曹操要他的部下张辽操办此事。张辽在反复了解电脑市场的品牌、价格之后，做了一番比较，还是觉得蜀汉公司的天想电脑比较合适。此外，他与关羽毕竟是故交，关将军向来是最讲信誉的。当年在华容道上，若不是自己在关公马前相求，丞相哭诉告饶，恐怕早就没了性命，哪有中原集团的今天。他把准备购买天想电脑的方案呈交曹操以后，曹操自是喜欢，但是，曹操生性狡诈，决不会在价格上吃亏的。价格是买卖双方在市场上就商品成交的货币表现。
　　曹操告诉张辽：“我们这是一笔大买卖，必须把价格压了再压，一直挤得他刘备出血为止。”张辽答道：“这价格同联想比起来已经低了不少了，再低人家蜀汉公司还卖吗？”曹操言道：“文远跟随我这么多年，还是不了解‘自古商场如战场’的道理呀！其实你想，谁肯做亏本的买卖呢？生意场上有这么一条道理，只要买卖成交，肯定是双方都认为‘值’，才成交的。所以不要听对方嘴上说如何如何吃亏，吃了多大的亏之类的言辞，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如果真的吃亏了，他是不会做这笔买卖的。相反，如果你是买主，把价格压下来，就等于赚了一笔；如果你是卖主，把价格抬上去，超出你原本要接受的底价，就是你实实在在多赚的部分。”言罢哈哈大笑。
　　什么是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买者为购买一种商品愿意支付货币量减去买者的实际支付量的节余部分。
　　就举买电脑的例子吧。虽然都知道蜀汉公司的电脑质量和性能不错，但是，愿意支付的价格是有差异的。孙权富甲一方，愿意出9000元的价格买天想电脑；张辽觉得关羽不会骗他，愿意出8 700元；周瑜愿意出8 300元；曹操只愿意出8000元成交。假如现在蜀汉公司就只有1台电脑可卖，由4位买者竞价，最后的胜出者肯定是孙权，当他以8750元买到这台电脑的时候，他的额外收益是多少呢？比起他愿意出的9000元来，他还得到了250元的“消费者剩余”。假如现在有4台天想电脑出售，为了使事情简单化，就统一以8 000元的相同价格卖出，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曹操没有得到消费者剩余之外，其他几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得了消费者剩余。其中最多的当然是孙权，他获得了1000元的消费者剩余，张辽获得了700元的消费者剩余，就连周瑜也获得了300元的消费者剩余。这样算来，4台天想电脑的消费者剩余之和是2000元。实际上曹操虽然没有获得消费者剩余，也并没有觉得自己吃亏，因为他没有以高于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去买。
　　什么是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也是同样的道理。生产者出售一种商品得到的收入减去成本就是生产者剩余，说白了就是企业赚的利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各家的成本，谁的成本低，谁就能够获得较多的生产者剩余。假如现在有3家电脑供应商，IBM的成本是7800元，联想的成本是7 500元，天想的成本是7 000元，如果都按照8 000元的价格出卖，那么他们出售1台电脑将分别获得200元、500元和1000元的生产者剩余。同时，如果这些企业采取新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使成本进一步下降，那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者剩余。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消费者剩余也好，生产者剩余也罢，其实都是福利经济学的概念，它所表示的实际上是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所得到的收益。消费者剩余是买者在购买过程中从市场上得到的收益；生产者剩余是卖方在出售过程中得到的收益。前者可以定义为：
　　消费者剩余＝买者的评价－买者的实际支付
　　后者可以定义为：
　　生产者剩余＝卖者得到的收入－卖者的实际成本
　　当我们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剩余加在一起时，可以得出：
　　总剩余＝买者的评价－买者的实际支付＋卖者得到的收入－卖者的实际成本
　　由于买者实际支付的等于卖者实际得到的，二者互相抵消，就可以简写为：
　　总剩余＝买者的评价＋卖者的实际成本
　　彩电价格大战，谁是赢家？
　　有道是：市场变幻，风云莫测。自从彩虹电视机挑起价格大战以后，不少的电视机小企业经受不起价格的折腾，产品逐步陷入滞销，生产停工，债台高筑，要么倒闭破产，要么被蜀汉公司收购兼并。但是，南方的几家电视机生产厂商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实力和技术基础，既然你彩虹敢降价，我也不甘示弱，坚决奉陪到底。你降300元，我降500元，不拼个你死我活，就誓不为人。于是彩电价格大战一时狼烟四起，市场上一片杀气腾腾。
　　究竟谁是电视机价格大战的受益者呢？当然是消费者。电视机连续降价，原来5 000元买不到的现在3000元就乐呵呵地搬回家，自然是高兴。可是连续降价不到半年，就带来了降价的负面影响。结果是什么呢？刚刚买了降价彩电的消费者一时觉得占了大便宜， 原来
　　2 500元的29寸大彩电，现在2 000元就搬回家了。似乎一下子就获得了500元的消费者剩余。可是没过一个月，再到市场上一看，1500元了，这不明摆着吃亏了吗？于是，买过的觉得吃亏了，准备买的则停下来观望，也不敢买了，保不住明天还要降呢，再等等看吧。就这样，彩电的价格大战，一时收效，却换来长期的市场低迷。降价并没有得到预期销量的持续上升，反而开始出现滞销的局面。
　　货币为什么具有神秘魔法？
　　货币只不过是其中交换的媒介。交换是现代经济生活的集中表现。过去的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经济生活非常单调。但是现在的人由于各种交换关系的存在，交易会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假如现在你有两台电脑，我有两台电视机，如果不交换，各自都闲置一台，如果进行交换，每人可以获得一台电脑和一台电视机，使用起来都很方便。同样，南阳这地方盛产黄牛，可是如果家家户户都只吃牛肉，总会厌烦的；如果通过交换，拿牛肉换回土豆、小麦、大米、猪肉，交换的对方，也能得到他们想吃的牛肉。交换的结果，可以使各自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
　　“可是人们在经济交换活动中，普遍看中的是货币。有了货币就有了可以得到一切的手段。”刘备辩解道。
　　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有它产生的过程。一开始人们并不认同同样的交换介质，后来逐渐发现金子或是银子质地均匀、好分割，易保存，很适合作为交换的媒介。人都认可了它，它就成了货币。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就是金银。进一步说，有了货币可以换来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所以货币就成了特别宝贵的东西。金银本身不能吃，不能喝，却成了财富的象征。
　　刘备说：“分工的益处，我知道一些；交易的好处，我也懂一些。可是，现在的市场环境实在是太复杂了。你没听那英在歌里唱道：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知道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涛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孔明先生能够帮我拨云见日，看看这市场的真面目，我实在看不懂这其中的奥妙。”
　　诸葛亮说，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画个市场的草图吧。不过先把话说明了，即使是你把市场运行的线路图完全彻底弄清楚了，也仍然保不住你就能够把握这市场的规律。这就如同人们常说的，“学了经济学保证不了你不加入失业的队伍，但是，可以保证你知道为什么加入了失业的队伍。”正像人们对待货币的态度一样，其实人人都知道，货币只不过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又有多少人仍然对它顶礼膜拜，多少贪官为它倒下了，多少人为它坐牢了，多少人为它丢了性命。货币为什么具有这种神秘的魔法？就因为它是一般的等价物，拥有了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切。
　　消费还有可能线？
　　对需求者而言，他们不是不需要，而是面临着需求约束，因此行不成有效需求。“那什么又是有效需求呢？”
　　“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个人的欲望始终是无穷的，甚至是满足不了的。限制欲望的重要条件是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欲望相比，一个人的货币财富总是有限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达官贵人、省长、部长在反腐败斗争中落马呢？欲壑难填哪！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地贪污，还不是要满足个人的欲望吗？还不是要对自己和家庭的需求形成更强有力的支付能力吗？可是普通人就不同了。始终存在着有效需求的约束。”
　　刘备若有所悟，他分明感到目前市场上的消费需求实际上面临着各个家庭的有效需求约束。很多家庭收入有限，除了吃喝穿用，真正能够买得起电脑的仍然非常有限。即使是电视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消费者面临着一定的选择，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他们要考虑用多少钱来购买这些产品，消费这些产品。这种无形的消费可能线实际上则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高考分数查询能收费吗？
　　在第一次的学习会上，诸葛亮先从需求和供给讲起。他举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高考学生的分数能卖钱吗？说是教育部门把评判出来的高考成绩卖给的电信部门，电信部门根据学生的需要，提供了有偿服务的查分热线，每条信息收3元。在对于该不该收费的问题上，大家七嘴八舌的说起来了，有认为可以收费的，有说不能收费的，有的认为根本就不是商品，不能出售，有的认为只要愿意，就没有什么。马超说：“这个问题昨天的央视论坛专门进行了讨论，好像那意思是说不应该收费。”
　　孔明说，我们就从这个问题说起吧。高考学生的考试成绩判出来以后，是应该在规定的时间通知考生的。但是，考生大都希望尽早知道自己的成绩，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需求。另一方面，考试部门通过认真评判，得出了考试的真实成绩，这就有了供给。过去的高考成绩是不对考生公布的，仅仅供招生的院校录取使用。现在为了增加高考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组织考试的部门可以提供考试成绩，这就有了供给。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有供给，有需求，就形成了一个市场，就会有一个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根据考生对于高考分数信息的需求强度来定价。譬如，一旦评判的分数最后确定，考试部门可以通过邮局给考生寄送分数信息。假定，寄送的时间平均是三天，那么，凡是在这三天之内急于了解这类信息的考生或家长，就可以通过电信部门提供的热线进行有偿查询服务。电信的查询确实提供了服务，他们可以根据这种信息的时效性和紧迫性，确定一个价格级差，譬如72小时之后只收普通电话资费，不再加收信息费，那么向前推，提前3天查询，每次收费3元；提前了两天查询，每次收费2元；提前一天查询，每次收费1元。不着急的考生可以等到免费时间再去查询。这样，考生可以根据自己对信息的需求强度和支付意愿决定是否付费查询，以及在什么收费时间段，付多少费用去查询。或者干脆不查询，等着通知来。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供求关系，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完全取决于需求方的支付意愿。正所谓“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如果你不着急，最后就可以免费拿到你所需要的信息。
　　有供给，有需求，就可以形成一个市场，所以经济学家们自己也调侃说：“你可以教会一只鹦鹉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只要教它学会说供给和需求。”
　　为什么橘子丰产了，果农反遭“丰收灾“？
　　从供求出发，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市场。市场上最重要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价格。孔明接着又举了一个例子。淮河以南，盛产橘子，那么究竟是橘子丰收了对种橘子的农民有利呢？还是歉收了对种橘子的农民有利呢？
　　张飞一听立即答道：“这还用问？谁不知道收得多，肯定挣得多。”
　　孔明笑言：“三将军差矣，这橘子要是多了，必然价格下跌，全国人吃的橘子量实际上是大致不差，比较稳定的。如果降价也卖不出去，最后也就全部烂掉，结果不还是‘丰收灾’吗？”
　　张飞一听，哑口无言。孔明又问，中东石油危机，导致日本汽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当然无人能懂。诸葛亮解释说，这些是由于汽油价格大幅度上升，使得美国的大排量汽车无人问津，二手车市场上的卡迪拉克车价格大幅度下降，日本汽车则由于节油效果好而大受青睐。如今美国又对伊拉克动武，直接的结果是每桶原油上涨到40美元以上，当然也是供求关系发生了问题。
　　很简单，在竞争市场上，萝卜快了不洗泥，橘子多了猛降价。都是市场供求关系惹的祸。孔明说，市场是各种买卖关系的总和。这些买卖关系既简单，又复杂。各种关系都是由于供给和需求的各种力量所形成，或者说供给和需求是使市场经济运行的力量。市场就是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一群买者与卖者。买者作为一个群体决定了需求，卖者作为一个群体决定了供给。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在市场上形成一种均衡态势，就决定了不同物品或劳务的价格和数量。所有的决策要达到影响市场的目的，首先应该考虑它将如何影响供给和需求。
　　房子可贵，还是爱情价高？
　　这则故事在南京人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青年人，更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接下来，周瑜在媒体上开始做亿科地产公司的楼盘广告，同时推出了“新生活，新住房，享受生活每一天”的广告语，并且提出要在整个南京市开展“新生活运动”。而新生活运动的标志就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周瑜的这一整套营销方案果然奏效，亿科地产的楼盘还在图纸阶段，就先做了模型开始卖楼花了。各家银行也开始在南京城做起了住房按揭的贷款业务。青年男女们开始由憧憬未来生活的遐想走向了买房的行动。一时间南京城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学习周郎新生活，莫等小乔变老乔。
　　周瑜听后不但不生气，反倒觉得有利于房地产的销售，干脆指使销售部门借机加大促销力度，又在后面加上两句：
　　买下一套新房子，等待小乔凤还巢。
　　现在的南京城里，漂亮姑娘个个都早早的名花有主了。想想也是，年轻人都讲究现期消费，谁等到30岁以后再结婚？可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硕士们却个个形孤影单，孑然一身。为什么？很简单，你没有房子谁跟你受那份窝囊罪？大款自不必说，就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先贷款买房，才有可能赢得美眉们的芳心啊。此种局面，不能不使得多少男人开始大发感叹：
　　“房子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时间也是值钱的吗？
　　面对南京城里如火如荼的贷款买房现象，我们在这里从经济学上需要关注的主要是：货币的时间价值。
　　其实从现在开始花未来的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关键是要为这种花费付出多少代价才值得。这在经济学家那里就是一个货币的时间价值问题。我们如何比较5年以后的100元现金和今天得到的100元现金之间的价值？通常情况下，5年以后的100元没有现在的100元价值大。原因主要是人们普遍具有一种时间偏好，即在未来消费和现期消费中，人们一般倾向于现期消费。俗话说，远水不解近渴。要不然周瑜为什么在小乔17岁的时候就给娶过来了呢？如果等到37岁再娶，即使是黄花闺女，不也成了明日黄花了吗？周瑜比谁心理都明白，当期的消费要比远期的消费更有价值。未来是不可知的，当期的消费比起未来的消费，效用要大得多，所以许多人更愿意现期消费。房子，女人……
　　什么是贴现值和贴现率？
　　由于资金具有时间价值，他当然要为提前的消费付出代价，这种付费就是贷款利息。南京的青年男女在受了周瑜的广告宣传影响之后，纷纷到银行贷款买房。他们愿意为追求现在的幸福而付费，不愿意辛苦积攒30年再住新房。这本身是理性的消费选择。如果从资金的时间价值上来计算，他们付出一定的贷款利息其实并不吃亏。
　　经济学家经常使用贴现值来计算和表示将来的1块钱和现在的1块钱之间的差异。用于计算贴现值的是近似于银行利率的贴现率。如果贴现率是5%，那么就意味着1年以后的105元相当于现在的100元，或者说，1年以后的100元只相当于现在的95.24元。所以，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现在贷款买房，以后逐年还本付息，比起自己全部出资买房来，虽然有资金总额的差异，但是实际上相差没有多少，因为你把未来的钱提前花掉，等于提前享受了，使自己的欲望得到了更大满足。
　　乘飞机买了保险，就真的“保险”了吗？
　　经济生活中人们是厌恶风险的，而经济活动却又鼓励冒险，许多新的冒险事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譬如周瑜负责公司的市场销售工作就要经常出差，为了方便快捷就需要乘飞机，可是坐飞机就有一定的风险。万一出事掉下来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找保险公司买保险。曹丕的中原保险公司就有航空人身意外保险业务。你掏20元买一份保险，万一出事了，保险公司赔你20万元，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在未来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插图 小乔：“你每次乘飞机，我都提心吊胆的。”周瑜：“不会出事的，我已经买郭保险了。”
　　保险是人们为了对付意外事件引起的财务风险而购买的安全性。人们向报告公司支付保险费，换回一个承诺，即如果所保险的事件发生，保险公司将进行赔偿。保险实际上并没有消灭风险，而是转移了风险；原来由投保人自己承担的风险，现在由保险公司承担了。
　　什么是“逆向选择”？
　　随着个人购买家庭轿车的数量逐渐增多，汽车保险业务近年增长得很快。可是由于车多路窄，新手又多，汽车交通事故比原来增加很多。这些购买了汽车保险的人由于有了保险，开起车了跟开坦克似的，横冲直撞，反正汽车坏了有保险公司负责修理。更有人经常酒后开车，把握不住；还有的是开车精力不集中，甚至打瞌睡。结果就是汽车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致使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费不够赔付汽车修理公司的汽车修理费。两年下来，中原保险公司已经在汽车保险项目上赔了几百万。从今年1月开始，曹丕召开公司董事会，讨论汽车保险业务的问题。通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汽车保险业务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保险费收取得比较低，结果就造成了收入不抵支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提高保费的额度，否则会一直亏损下去。最后的决议是提高保险费。
　　中原保险公司的这一决策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汽车保险的保费收入开始出现下降。这是他们的决策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不知道在经济行为中存在着逆向选择。这种逆向选择告诉我们，愿意购买保险的人常常是最具有风险的人，而收取较高保险价格会阻止具有较低风险的人购买保险。你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得高，我的出险率低，你进一步提高保险价格，我干脆不买保险了。这种逆向选择效应的根源在于保险公司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尽管公司也知道，在它的顾客中有些肯定比其他人具有更低的风险，但它不能确切知道谁是风险低的人。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知道个人之间肯定存在差别，应该努力把他们划分为较好的和较差的风险类别，并征收不同的保险费。但是它做不到，因为它不能知道哪些人是高风险的，哪些人是低风险的。凡是那些积极买保险的人都是容易出险的人，因为他们容易出事故，所以常常渴望购买保险，以便出险之后有保险公司为他们付费。而出险概率较低的人则往往犹豫不决，如果保险价格提高了，反而会把他们首先拒之门外。这就是典型的逆向选择效应。提高保险价格导致那些事故倾向较小的人退出了保险市场，而高风险顾客比例的上升直接影响的是保险赔付的上升。
　　你听说过“道德陷阱”吗？
　　因制度设计而引起或驱赶个人违背一般社会道德规范而做出符合经济理性的举动，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道德陷阱。道德陷阱始终存在，一个保过险的人在避免风险方面的积极性普遍有降低的可能性。不过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要解决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动机问题。如果一个人对于他的行为后果只承担一部分责任，或者根本就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他的行为动机就被彻底改变了。在人身意外保险市场上，谁也不敢保证投保的人为了获得保险赔偿而不对自己的手脚四肢或眼睛“下手”；在人寿保险上也是如此，一个购买了大额保险的老人如果知道，万一他在保险期内去世，可以使子女得到一大笔补偿，他要动“死”的念头，谁也没办法。保险公司在制度设计上只是应当尽量避免那些可能出现道德陷阱的漏洞。
　　为什么经营者要懂边际分析？
　　利润的来源在于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额。这是所有经营者都知道的。一家大公司和一间小卖部在利润的来源上没有什么差别。企业从销售产品（如电视机）中得到的货币量被称为总收益，也就是总的销售收入。企业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机器设备、能源、原材料、工人的劳动等）所支付的货币总量称为总成本。利润就是企业总收益减去总成本的余额。即：
　　利润 = 总收益 – 总成本
　　只不过做小本生意的人经常会把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忘记算在成本里边。这在前面第一回里我们就阐述过，这是一种机会成本。比如蒋干，原来在曹操的中原集团销售部门做市场拓展工作，每月有稳定的2000元收入。辞职以后，他自己开了一间杂货铺，一天平均毛利可达到80元。自己觉得非常满意：我现在每天80元的利润怎么也比你公司里上班挣得多啊！其实他首先忽视了原来在公司上班，除了双休日，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每个月176小时，平均每小时11元的工资收入，他现在每天在自己的杂货铺要工作14个小时，等于放弃了150多元的收入，这还不算他自己的房子应该摊入的房租成本。这个账需要倒过来算：
　　我们假定蒋干不是自己亲自干，而是雇人干，不是在自己的房子经营，而是租房子，那么这些成本是多少呢？如果他顾的人每天每人要支付30元，两个人的月工资支出是1800元，房租支出要1000元。这样他少算的成本是2800元，减去他的收入2400元，实际上每个月他还要赔400元。蒋干的自作聪明是出了名的，我们虽然不是蒋干，在平时里却也时常做出一些这位仁兄做的蠢事来，同时也同样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自作聪明。
　　在经济学上，边际分析是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边际分析是一种增量的分析方法。各种生产要素的新增量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才是最有意义的。会计可以计算总成本和平均成本，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应该计算边际成本。生产函数可以帮助管理者获得边际增量的实际效果。
　　边际成本 = 总成本的变动量 / 产量的变动量
　　一个乡派出所所长的职位值多少钱？一具尸体的价格是多少？
　　影子价格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东西本来是没有价格的，因为没有作价的基础——价值。它不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由于存在一定的供求关系，也就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价格。这种价格一般被称为影子价格。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有其影子价格的。比如你家里的孩子入学择校，如果准备选择一所好学校，偏偏你们家的户口又不在所属的社区，这就要交一笔“赞助费”。少则几千，多则数万。这同样要根据学校的教学质量，群众的口碑，师资力量、择校者的多寡和拥挤程度来决定。目前比较好的中小学校长都比较牛，社会地位不比到处骗钱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低。
　　再譬如官职，这本来也是没有价格的，但是，从中纪委公布的大贪官的行迹看，多数是靠“卖官”发财的，少则数十万，多则上千万，甚至过亿元的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具体价位，要看所“卖”官位的高低和“肥瘦”，实际权力有多大，因此要考虑一系列的参数才能“定价”。媒体报道说，有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财经就是“要想富，动干部”。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家乡的干部职位几乎都有比较明确的影子价格，像一个“乡派出所所长”的位置大概需要10万元，一般在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回投资”。最近几年的商品物价虽然没有怎么涨，但是“官价”据说涨幅不小。
　　活人有影子价格，死人也同样有影子价格。各位可能还记得，诸葛亮初出茅庐的第一战就是“火烧博望坡”。这博望坡地处伏牛山脉，在南阳的一个县，与曹操的中原公司所在地的许昌搭界。在这里一具尸体的影子价格是多少？最新的行情是：3000元！
　　影子价格实际上是一种灰色经济的表现。任何社会都有，各位不必觉得是什么咄咄怪事。
　　倒票对资源优化配置是有利还是有害？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倒票其实是对社会是无害的，根本不像吸毒贩毒那样导致艾滋病蔓延和社会犯罪等危害社会和家庭的后果。像弥衡这样的“老黄牛”为原本卖不出的票找到了客户而获利。如果由价格调整来满足了需求，买卖双方最终都获益。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
　　倒票既不是偷盗，也不是抢劫，完全遵从双方自愿的原则。一个愿意出高价买一张当晚到上海的卧铺的人，一定有他出高价的道理，因为窗口的票源已经告磬，如果他今天晚上不赶上这趟列车，可能就参加不了明天的商务活动，损失将会非常大。从卖方来说，假如弥衡不是票贩子，他原本是要去上海旅游，但是，由于有人愿意出高出一倍的价格收购他手中的票，他当然可以暂时放弃去旅游的乐趣而得到这笔额外的收益。从市场供求和价格确定的规律讲，如果只有一张到上海的票，共有4个人需要他，那么就应该依照竞价的原则，谁的支付意愿高，这张票归谁所有。毕竟价格所反映的是稀缺程度，出价最高的人，对它的需求效用最大，这样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也是最有效率的。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假定曹操也是一个球迷，他多花30元从弥衡手中把足球票买过来。弥衡排队2小时，挣30元比较合适，曹操花30元买了2小时的工作时间，更合适。虽然让每一个人都排队看似公平，实际上是不符合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学原理的，排队只能使每个人都从事毫无效率的活动，相反，对于本来就无事可做、时间富裕的人，排队购票倒票却可以提供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况且由于供求关系和价格客观地反映着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票贩子即使想使门票价格暴涨，也很少有人愿意花1000元看一场普通的国内球赛。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像弥衡这样的人也老大不小了，干什么不行？干吗要干这些别人总认为不正当的活动呢？可是他究竟损害了谁的利益呢？如果大家都认为从他手中购买倒出来的票“吃亏”，干吗还要买呢？这里仅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倒票活动进行了分析，没有倡导大家都去倒票，法律如果禁止和取缔，肯定有立法的依据。只是我们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效率？公平？什么样的公平？对谁是公平？
　　选自
　　电力怎么又涨价了？
　　最近使老百姓生活烦恼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先是频繁地停电，后是各种商品轮番涨价。原以为近年来电力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缓解了电力供应，可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各地纷纷投资新建许多项目，电力供应又一次开始紧张了。经济生活向来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原来老百姓以为日常的生活用品像粮食、食用油、蔬菜价格一直上涨可能是由于“非典”闹腾的，仅仅是流通领域的问题，现在看来问题比较严重了。本来有线电视的收视费上涨，市民各家就很有意见，可是眼下水价也要涨、电价也要涨。
　　曹操旗下的中原华能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电力供应公司。占全国80%的电力，都由中原华能公司控制。曹操本来一直想把供电的价格提高，但是，找不准机会，急切之中，难以下手。这次一看其他东西价格起来了，加上煤炭价格上涨，曹操借机就把电力的价格抬上去了。一时间气得张飞上街买蜡烛，一定要抵制曹操的电力涨价。可是蜡烛的价格虽然没有上涨多少，毕竟点蜡烛省不了多少电。除了几个照明的灯泡，其他的电器一样也少不了。所以张飞虽然着急，也没有任何办法，靠蜡烛省电，一年也省不出个一斤老陈醋来。
　　曹操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垄断。如果一个企业是它的产品的唯一卖者，而且其产品没有相近的替代品，这个企业就是垄断。在垄断市场条件下，资源由一家企业所拥有，价格由一家来确定，垄断就自然产生了。曹操所垄断的其实不只是电价，也有自来水供应。因为一个城市不可能由两家公司同时铺设两套水管网络并进入家家户户。那是资源配置的最大浪费。在目前的情况下，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有线电视网络也是如此，由一家来做工程量最小，如果两家或者多家电视网络同时入户，电缆的铺设就造成很大的浪费。
　　有的经济学家喜欢把自然垄断同规模经济联系起来，认为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市场往往存在着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够使得成本最小化，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如果因为竞争使得市场达不到一定的规模，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会大打折扣，从而造成规模不经济。如果两家公司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同时架设电线，其中一家公司把电力送到一家用户，而另一家公司则把电力负责送到隔壁的另一家用户，那肯定是缺乏效率的。电力供应明显存在着规模经济的要求，与此相似的还有电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些从技术上讲都有规模经济的要求。如果由一家公司来经营肯定是效率最高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情况要比这糟糕得多。在城市的居民区里，每家每户的墙上都被反复打穿过许多洞，今天是电话线，明天是电视的电缆线，后天是国际互联网的连线。这些各种网络的信号终端显示着在各个城市错综复杂的信号网络。其实这些网络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由一个统一的电缆入户就解决，但是仅仅是因为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就造成了几套网络的重复铺盖，而且是各自垄断。从一个城市来说，多少年来总是见到铺好的路面，反复开挖，不是铺设各种管道，就是预埋各种网络。而对于家庭用户来说，要受到来自不同的垄断组织的盘剥。
　　相反，如果是同一种信号的网络由两家公司入户竞争，对于消费者未尝不是好事。在市场上，只要有竞争，消费者就可以获得消费者剩余。但是，只要是垄断，消费者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曹操垄断电价就使得张飞没有任何脾气。选自《经济学演义》
　　谁说向农民卖高价电是价格歧视？
　　长期以来，由于电力供应的自然垄断性质，城乡之间的电力价格始终有差别。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村电网的建设工程量大，总投资多，固定成本多，增大了成本摊销，实际上对于同一个电力公司来说，这种情况是根本讲不通的。因为一个公司内部的成本不可能分开到城乡之间不同的区域来计算。在垄断市场上，以不同价格向不同顾客出售同一种商品的经营做法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价格歧视。本来同一种物品在竞争性市场上出售时，价格歧视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企业想向顾客收取高价格，顾客就会向另一个企业购买。可是电力不行，在电力市场上，曹操有着相当的市场势力，这种势力就是一种市场垄断。你不买他的电可以，除非你自己发电，但是，自己发电的成本费用会比这高得多。无奈之下，只好忍受这种垄断的高价格。
　　只不过外国在实行价格歧视策略时，是为了达到最大限度规模的销售，把消费者剩余尽可能转化为公司利润。中国的价格歧视究竟在诉求一种什么东西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国外的价格歧视在做法上与中国正好相反。他们在同一种商品市场上，为了使利润达到最大化，往往对不同的消费者群体采取不同的价格歧视政策。
　　中国的价格歧视反其道而行之。本来农村的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更应该在价格歧视中获得较低的价格，譬如电价，城市每度4毛钱，农村可以实行3毛或2毛。可是由于长期的电力供应短缺，农村供电距离远，路电消耗多，电力公司认为吃亏，能不给他们就不给他们，甚至把线路的损失加在农村的电价上。农村电价反而比城市更高。这在态度上似乎是一种“用不起就别用”的歧视心态。人家把买不起的消费者通过价格歧视变成自己的产品顾客；我们的价格歧视，就像打工妹进了名牌专卖店，得到的却是“买不起瞎逛什么呀？”那样纯粹的歧视。
　　目前在政府的干预之下，终于实现了城乡统一电价。价格歧视被消除了，可是涨价又开始了。我们真巴不得曹操能够对农村实施一回真正意义上的价格歧视，让农民获得一种价格歧视带来的好处。可是在电力紧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曹操并不发愁他的电卖不出去，何来农村用电的价格歧视呢？
　　电网垄断能打破吗？
　　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电力市场，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各国还是以垄断为主的市场。既然是垄断，肯定就有垄断市场的运行规律。自从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以来，人们对于电力的供应实际上就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在主要电力企业和大公司客户的不断要求之下，垄断的势力在逐步削弱。发电设备、新技术和较低的燃料成本已经降低了建立和经营发电厂的门槛。我们已经看到，厂网分离已经开始打破了电力供应独家经营的垄断地位。电力公司所控制的从头到尾的电力供给，即建立发电厂，经营输电线路，以及每家每户的电表服务，现在已经开始打破。但是如果不彻底解除电力的独家收购和销售，垄断的格局还是不容易被打破。
　　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看，曹操和刘备的做法都不符合经济学原则。这样下去，我们除了看到林立的电线竿子，恐怕连树木都看不到了。电力体制的改革必须深化。随着电信体制的拆分，电力也完全可以打破垄断的格局。未来的电力市场应该是三个不同公司系统的层次。
　　一端是众多的发电公司，他们把自己用火力、水力或核能发出来的电力，在现货市场上以竞争规则销售电力。另一端是电力销售公司，他们从发电公司的现货市场上批发购买电力，然后销售给家庭和企业等电力最终用户。家庭和企业以买“卡”的形式到电力销售市场上，自由寻找和购买优质廉价的电力，各个电力销售公司会以最稳定的电压和最好的服务（优质）、最合理的价格（廉价）去争取客户，维护客户资源。在这两者之间是电力运输公司，它对使用它们电力网络输电的公司客户收取电力运输费用。至于电力运输的运费谁出，可以看电力供应商和批发商之间的合同。未来的电网不应该再是电力的垄断者，而是一种新的“第三方物流”。
　　应该说，刘备和曹操的这一仗打得好。这一打，打出了电力市场竞争的新格局，打出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打出了电力市场改革线路图。正常情况下，这张路线图肯定比美国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要好使得多。
　　未来的电力市场格局
　　市场的垄断有各种形态。有些垄断纯粹就是人为的；有些则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质。在原来的意义上，邮政、电信、铁路运输、电力供应、自来水、煤气等都具有天然垄断的性质，从而也形成了所谓“自然垄断产业”。但是，一切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追求变化的趋势。人为的垄断在逐步打破，自然垄断产业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体制的变革在发生演变。电信已经引入竞争，邮政也有各种快递公司在竞争投递业务，电力垄断也肯定能够打破。有朝一日，国家把电网变成了“运输公司”，我相信，不仅城里的居民和企业感到引入竞争以后的轻松，更使广大农村居民也会像“夹皮沟”的山民一样盼到了快“解放”的好日子。
　　为什么火葬厂不打折？
　　很明显一切努力都在试图打破垄断。只要存在垄断，就会使经济运行缺乏效率。技术难以进步，服务态度不好，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是垄断在它的娘胎里就带有的标记，是一种内生的基因。
　　到现在，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到袁术在干什么。袁术自从被曹操打败以后，一直在老家卖烤红薯，但是，既然说到垄断，我们可以把袁术请出来试试。如果我们把火葬厂的经营权交给袁术，就让他一个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任何人经营，可以打赌，即使袁术像烤红薯一样去焚烧尸体，也还是有人得求他，无论他的殡葬价格多高，死者的家属也得买账。比如像姜昆相声里说的那样喜欢拉关系、走门子的人，肯定会大有市场。“火葬厂？咱有人！找袁经理呀？那是我哥儿们。”“袁经理，这可是我铁哥儿们的老爷子，帮帮忙，早点儿入炉，烧焦点儿，事后我请客。”瞧瞧吧，这是垄断的力量。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消费者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选自《经济学演义》
　　为什么飞机票价有时会打三折甚至更低？掠夺性定价是自杀行为吗？
　　航空公司群雄并起，自然要在航线、航班和机票价格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首先是曹操和袁绍之间在东北航线的竞争，北方航空公司在航线上主要是北京—沈阳、北京—哈尔滨、北京—大连几个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班。这些航线原都是中国航空公司的业务，北方公司加入以后，自然就展开了价格大战。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某一特定的市场上，每当有新的竞争者进入时，都会使价格急剧下降。首先是北方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一律实行6折优惠，如果是固定的乘客，还可以用积分卡的形式，根据积分的达到一定的水平，给予个人免费乘坐的旅行机票优惠。
　　曹操对袁绍的竞争策略立即还以颜色，在东北的航线上采取掠夺性定价的手段，把机票价格压到边际成本以下，然后再打8折，这一价格水平仅仅相当于原来机票价格的3折。掠夺性定价是指为了把竞争对手逐出市场，并对未来其他对手的进入形成威慑，故意把价格降低到新进入者的成本以下的定价策略。曹操使出价格的杀手锏是计算过的：按照这种折扣和袁绍进行竞争，袁绍是根本无法招架的，因为这样的价格水平已经降低到他的平均成本水平以下，北方航空公司每飞一个航班，即使是上座率在95%以上，最少要亏损2万元以上；如果航班的上座率再低，那他就亏得更多。
　　果然不出曹操之所料，开始的时候，北方航空由于机票折扣明显，航班运营很有起色。谁知曹操的国航采取的掠夺性定价以后，乘客都毫无例外地跑到了国航的飞机上去了。北方航空无奈也只好跟着国航的价格向乘客推销自己，并在每个航班上为乘客奉送小纪念品，对空姐加强培训，提高服务质量，统计显示，仅此一项，就使北方航空公司的上座率提高了将近20%，基本上每个航班都能够维持在80%左右。但是即使如此，北方航空还是逐月亏损，不到两年时间，就资不抵债了。
　　最后结果各位可能已经知道，曹操的中国航空全部兼并了袁绍的北方航空公司.
　　石油价格可能只升不降吗？
　　在寡头市场上，寡头们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的企业集团被称为卡特尔。卡特尔寻求通过限制产量把价格抬到边际成本以上。西方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卡特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卡特尔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从80年代开始，欧佩克各成员国都受到增加产量以得到更大利润份额的诱惑，在达成限产协议以后，私下又都违背协议扩大自己的生产量。欧佩克在维持合作方面逐渐变得无效率了，到1986年原油价格回落到每桶12.52美元。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遭到全面禁运的制裁，世界石油的供应很不稳定，油价也开始不断攀升。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法国和俄罗斯等国都支持对伊拉克解除禁运制裁。这对伊拉克和全世界的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像对委内瑞拉这样由于石油工人长期罢工而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欧佩克成员国来说，可能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困境。目前又差不多达到了40美元的水平。
　　寡头市场的关键特征是合作和利己之间的冲突。虽然寡头之间合作起来可以像一个垄断者那样行事，但是由于每个寡头都只关心自己的利润，所以会有一种强大的激励在背后推动着寡头们常常违背合作，从而打破短暂了市场垄断。因此，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业不可能只升不降。
　　你听说过纳什均衡吗？
　　在寡头市场上，一旦双方发现增加产量降低价格，总利润会低于不增加产量的时候，就都不会再主动采取措施，而把价格和航班数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这种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指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每一方都在另一方所选择的战略为既定时，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一旦双方达到了这种纳什均衡，都不会再有做出不同决策的冲动或激励。
　　纳什均衡说明合作和利己之间的矛盾。合作并达到垄断的结果会使寡头的状况更好，但是由于各自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能达到垄断结果。每一方都有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诱惑，而每一方都努力这样做时，总量增加了，价格下降了。双方都不会一直等价格下降到边际成本才停止扩大生产。
　　在京沪航线上，我们看到了曹操和孙权之间的合作博弈最后形成了均衡的局面。同样，在北京到广州的航线上，我们又看到了曹操和刘备之间的寡头均衡。而在上海到广州的航线上，则看到了孙权和刘备之间的均衡。为了维持一种均衡，谁也不愿意主动增加航班导致价格降低，使利益受损；同样，谁也不愿意主动减少航班，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总之，曹操也好，刘备也好，孙权也罢，当这些寡头们选择利润最大化的生产供应量时，这个量一般会大于垄断的生产供应量，而小于竞争的生产供应量；而寡头的生产价格也会高于竞争价格（竞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低于垄断价格。
　　这就是寡头市场的特征。
　　性骚扰案让科比损失多少亿？
　　自从周瑜的小乔品牌果汁饮料推出以来，果汁饮料曾经在市场上风靡一时。周瑜还让小乔亲自出马，作品牌形象代言人，市场反应也相当强烈。中国的品牌竞争，开始出现品牌形象代言人就是从小乔开始的。后来在各类市场上的各类品牌，到处请一些红男绿女，影视歌星，其实都是跟周瑜学的。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推出形象代言人的品牌，如果形象好的同时，人品也好，确实有市场的感召力，许多明星崇拜者会爱屋及乌，跟着明星们推崇的品牌去消费。但是，一旦明星出了什么男盗女娼之类的丑闻，形象彻底毁坏，其代言的品牌也会受到极大伤害。NBA当红巨星科比?布莱恩特，因为一起强奸案，搞的自己焦头烂额，形象大损，耐克等许多签约公司为了挽回品牌损失，立即停止了同他的合约。至少我们看到的在中国市场上，耐克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已经更换成了姚明哥哥。选自
　　为什么卖果奶的企业都改卖纯净水了？
　　鲁肃请一家国内知名的品牌策划公司，花了30万元做果奶品牌策划方案。这家公司做了两个多月的前期市场调查以后，通过反复研究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叫做“乐哈哈”的新品牌，并设计了一个可爱的卡通品牌形象。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策划方案是极其简单的，中国国内有娃哈哈和乐百氏两大果奶饮料品牌，把人家的综合到一起，无非是想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总给人有点儿傍大款的嫌疑。可是时下流行请“外脑”，从公司发展战略、营销方案、人力资源规划到品牌设计、形象策划、CI设计、VI设计等等一律都在花大价钱找一流的设计公司做专门设计。专业设计公司拿出的方案无论多么千奇百怪，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聪明人都能看出亮点，傻子都看不出特色。所以，鲁肃当然也不能脱俗，他知道，在东吴集团内部，如果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方案，肯定会遭到很多人反对，认为你是自作聪明；如果是请“外脑”设计出来的，那第一人家是专业公司，术业有专攻，造诣很深，我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了人家的专业设计功夫；第二凡是花了钱的肯定是物有所值，说行就行，不行也行；第三即使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大家也都不便指责谁。现在很多公司，一遇到这样事，就以请“外脑”的方式下单。这实际上是做一种大家都“乐哈哈”的事情。
　　在果奶市场上，乐哈哈是一个新进入者。在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作为新进入者，除了要有可靠的产品质量，让消费者信得过，更重要的是要让消费者能够认知它，了解它，喜爱它。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广告是生产厂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向消费者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有了品牌形象设计，为了让消费者知道关于新产品乐哈哈的质量、品位、价格、产品特点和市场定位，鲁肃就开始在媒体上大做广告。很快，乐哈哈就以奶品市场上的挑战者的姿态，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
　　打广告的钱有多少打了水漂儿？
　　广告是在有差别的产品市场上向顾客传递各种可供选择信息的手段。在没有差别的完全竞争市场上，广告的作用不明显；在完全垄断市场上，根本就不需要广告；在寡头市场上，偶尔也会有广告出现；而真正的广告竞争主要是集中在垄断竞争这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上，广告才能发挥作用。广告的这种作用主要是把自己同竞争对手区别开来，让消费者了解、认知和信赖。广告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许多做广告的企业本身也不清楚。诸葛亮就曾经问过鲁肃：“你花那么多钱在广告上，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你自己清楚吗？”鲁肃无奈地说：“我也知道我们花在广告上的钱有一半是浪费了，但是我始终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半。”
　　即使如此，为了竞争的需要，企业还要每年做详细的广告投放计划。为了强调广告的不同作用，经济学家故意把广告区分为信息性广告和劝说性广告。信息性广告是向消费者提供关于商品质量、性能、价格、款式和购买地点等方便消费者购买的信息。劝说性广告则是向消费者掩盖其他信息，目的是蛊惑消费者，使他们在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之间相信存在着差别，差别就是同类商品之间有着不同的“品牌”。消费者你只相信我的品牌就行了。
　　一个品牌价值几何？
　　鲁肃进入奶品市场以后，一直兢兢业业地做产品，试图把儿童喜欢的果奶做得更加精致实用，让乐哈哈能够超过原来的市场领导者娃哈哈和乐百氏，使自己的乐哈哈品牌能够跻身三甲。可是，一切都在变化。等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鲁肃再到市场上看时，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已经顺利实现了产品战略的大调整。原来只听说他们总是往奶里面掺水，谁知道，掺着掺着，他们竟都忘了往水里掺奶；现在倒好，干脆不再掺奶，直接就做成“纯净水”了。而且价格一点不比原来低，看来真正世界变了！
　　鲁肃不相信纯净水就是奶变的，就像他不相信人就是猴变的一样。可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原来所认识的娃哈哈和乐百氏都是果奶品牌，现在呢，确实变成了两大纯净水品牌。我们也不相信，既然都是纯净水，那么产品还有什么差别呢？回答是：有！比如，一个装纯净水的瓶子是圆形的，另一个是方形的；一个包装的颜色是绿色的，另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经过“27层净化”的，另一个是多少层则是保密的；一个是浙江的企业，另一个是广东的企业等等。虽然也就是一瓶水，但是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依云”是一个法国品牌，据说是来自阿尔卑斯山，因为是舶来品，价格自然是不菲的。大概是农夫山泉的3倍～4倍。那么区别在哪里呢？在于价格所决定的品位。一个高级女白领在街上就应该喝依云，那才显示出高雅和尊贵的气质，如果你喝农夫山泉，那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农夫。
　　问题出在哪里？仅仅是由于品牌的定位不同，就赋予了品牌不同的文化内涵。结果就很明确，同样是水，也都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起来的一种纯净物质，由于不同的包装和不同的品牌，就有了不同的社会消费文化内涵。于是品牌就成了完全同类商品之间的主要的和唯一的区别。品牌的定位是人为设计的，品牌战略是人为制定的。同样是水，品牌定位不同，价格会有很大差别；同样是酒，二锅头卖4元，茅台酒卖400元。品牌不同，天壤之别呀！
　　一时间，品牌战略成了企业必须重视的首要战略。书店里，品牌战略的书卖得火起来了，搞品牌形象设计的人吃香了，围绕品牌搞企业形象识别的设计人员发财了。国内开始出现要么是自封的“十大品牌专家”、要么是若干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册封的“十大策划大师”等各色人等，怀里揣着菲利普?科特勒或是迈科尔?波特的著作，开始为企业“策划”、“包装”。企业开始为自己的品牌往中央电视台送广告，那些“黄金时段”的广告价位开始从500万猛涨到1000万，从5000万猛涨到1个亿，从1亿再涨到3亿、5亿。“秦池”、“爱多”等广告“标王”，一个接一个出现，又一个接一个倒下。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他们在呼喊着：“为了品牌的辉煌，前进！”
　　鲁肃越发看不懂了。
　　专利保护能保护谁？
　　诸葛亮早年就造过木牛流马，并且成功地用于战场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如今诸葛亮生产的机器人也是根据企业的要求，量身定做的。但是机器人本身的很多设计是通用的技术原理，加上机器人生产所需要的电子芯片也多少是通用的，只有少数的零部件和外形是根据客户需要单独设计。因此，诸葛亮的机器人项目推出以后，造出了第一批机器人产品，很快在其他企业就有新的设计。这种情况就像目前的手机一样，只要有新的款式出现以后，很快就有类似的更新的产品出现，而且功能更好，设计更新颖。机器人是变革的技术前沿，只要一个企业设计制造出来以后，其他企业就能够很快地模仿并创新出来。
　　这个问题也使诸葛亮非常头疼。本来公司前期的技术开发投入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不能很好地实施技术保护，其他企业也可以设计出类似的新产品。也就是说，在电子信息领域，新的设计方案在给本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给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带来好处。所以，在电子信息领域存在着18个月就使技术翻一倍，价格跌一半的“摩尔定律”。
　　对于这件事情，诸葛亮曾经呼吁政府能够给予干预，甚至请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开会时到人代会上提交议案。但是似乎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本来，政府能够设计出一种政策，专门用来促进行业技术进步，这种政策就是技术进步政策。但是，有的经济学家反对这样做，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如何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是存在困难的。因此技术进步的促进政策至今不见落实。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的一种技术政策是专利保护。专利法通过给予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使用自己的发明，而保护了发明者的权利。当一个企业有了技术突破的时候，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自己的技术收益。如果其他企业想使用这种新技术，就必须得到发明者的允许并支付专利费。因此专利制度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推动技术进步的研究开发活动。据诸葛亮推测，英国之所以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实现工业革命，就是因为英国最先实施了专利保护制度。专利保护使大多数人有技术发明的积极性，并且确实能够从实用的技术发明中获得实际的利益。我们国家在专利保护方面一直成效甚少，致使诸葛亮从木牛流马到机器人的技术发明和创新推延了1800年。从木牛流马到机器人，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却使中国的诸葛亮走了1800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选自《经济学演义》
　　街头卡拉、噪音扰民能通过合约解决吗？
　　当大家都忙于赚钱的时候，谁也没有顾及环境会污染这样的严重问题。这种问题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解决不了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种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影响。
　　一种行为如果对他人的影响是有利的，这种外部性被称为“正外部性”，像诸葛亮的机器人技术对社会的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就是正外部性。
　　一种行为如果对他人的影响是不利的，这种外部性被称为“负外部性”。上面所提到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刘备家的狗在晚上总是狂吠不停，搅得四邻不安，是一种负外部性；关羽家的猫一到发情的时候就在半夜三更“叫春儿”，直接影响邻居们的睡眠休息，对邻居也同样具有外部性；张飞是一个喜欢到歌舞厅里唱卡拉OK的人，他的歌唱行为也同样具有负外部性，因为张飞的演唱总是扯着嗓子、声嘶力竭、跑调儿，这种行为虽然可以自娱自乐，可是，却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
　　对于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有的可以通过私人协商的方法解决，有的则很难。当出现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比如大家自觉尊重公共卫生秩序，不乱扔垃圾，法律也可以明令禁止乱扔垃圾，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实行过，大多数人还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在公园不要乱扔烟头，特别是干燥天气登山的时候，更不能乱扔烟头，以防火灾的发生。在公共汽车上主动让座，教育孩子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嬉戏打闹等。通过道德规范把影响他人的外部性行为内在化。
　　“一夜情”有没有“负外部性”？
　　但是张飞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的自娱行为也并非都是负外部性，更多的时候是他的正外部性。譬如张飞喜欢在春节的时候放焰火。每年春节张飞都要买大量的焰火亲自燃放。什么天女散花、炮打月明，什么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什么火树银花、丝路花雨。张飞只要一放焰火，全城的人其实都不用再花钱了，只需跟着观看，跟着欢呼，跟着高兴就可以了。张飞要是花2000元买焰火，如果有1000人观看，每人都觉得比自己花100元还值得，这就等于获得了10万元的利益。这种正外部性是具有非常高的效率的。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有时候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比如网上流行“一夜情”。聊得投机，互有需求，就很轻松地走到一起了。在自己得到精神的愉悦和身体的快感之后，通常也能够给对方带来同样的愉悦和快感，这是典型的正外部性。可是这种方式也带来艾滋病传播、家庭失去和睦，甚至一不小心倒腾出个孩子来，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又都是典型的负外部性。
　　谁应该为环境污染“埋单”？
　　司马懿造纸排放了大量的废水，对汉水的下游造成越来越大污染，这在整个汉水流域的下游地区曾经引起了极大的公愤。认为这是赚的昧心钱。但是，司马懿根本不理那一套，照样满负荷生产。为此，下游地区的民众曾经多次反映，有人希望蜀汉公司能够出面干预，诸葛亮考虑到民众的要求和生活质量问题，也曾经同意马谡带领王平等一干人马，沿江取样，化验各种指标，希望能够用数字说话，拿出确凿的证据来，逼使司马懿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一路人马沿江而上，还远没有到达汉中，仅仅到了街亭，就被司马懿集团的司马昭率领一班人马堵在街亭，把他们沿途取得的瓶瓶罐罐打得稀巴烂，各种数据资料被悉数销毁。马谡等人一个个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司马懿认为是你诸葛亮多管闲事，大家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汉江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干吗要整我的黑材料。这件事搞得诸葛亮很没面子。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尽量不要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叫科斯，是一位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头儿。他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这个定理的意思是说，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只要不存在交易费用，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从而解决双方的权利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后来，诸葛亮又找到了司马懿，说这次登门是要协商污染的防治问题，这河流污染直接危机到下游500万人的福利，你应该搞一个污水治理工程，把经过治理达标的水再排放到河里去，这可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司马懿一听哈哈大笑：“孔明先生所言极是，可是人吃五谷杂粮，还要大小便呢，不也是污染吗？哪有工厂不排污的，如果我治理了，别的工厂继续排放污水，别的人继续大小便，该怎么办？这些都是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再说这治理污水的工程款谁出呢？如果谁要是不让排放污水，谁出这个钱，我同意专门建造一个污水治理厂，谁不愿意实现清洁生产？”
　　诸葛亮说：“排污是你的权利，但是，任何权利都要受到约束。你不能随便排污到江河之中，正像你不能随地大小便一样。为了下游500万人民的公众利益，我代表500万受害人民，每人拿1元钱给你，一共可以拿出500万元给你治理污染，凭良心，你也应把这污水治理好了吧？”
　　司马懿说：“500万元不是小数目，我非常感谢。可是像我这工厂的规模，真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1000万元也不够。如果孔明先生不相信，我出500万元，加上你的500万元，你负责这个项目如何？”
　　诸葛亮听司马懿这么一说，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一是不知道这样一个污水治理工程到底需要多少费用，真要作为一个项目去论证，本身就需要10万、8万的费用。二是由于权利边界不清，谁出钱都觉得冤枉。沿江下游的500万人如果按人头收费，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出这1元钱。那么有人出钱，有人不出钱，而享受同样的好处，这就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搭便车也就是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付成本和费用而随着别人得到收益和好处的行为。如果反复进行谈判，像司马懿这样的“滚刀肉”也不是在谈判桌上好对付的人，即使是签订了合约，监督执行起来还是十分困难。这种在谈判签订和履行合约过程发生的各种交易费用实在太高。想到此，只好暂时作罢。
　　诸葛亮平生第一次感到很沮丧。想当年在上方谷一役，若不是天降大雨，司马懿自己就知道“吾命休矣！”现在留下这殃民的老贼实在难以对付。本来按照科斯定理：私人经济主体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人的状况都可以变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现在看来，科斯毕竟是个老外，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
　　更使诸葛亮感到意外的是，他和司马懿关于治理污水的谈判还没有任何眉目，此事就被周边的各县乡知道了。听说诸葛亮要出500万元给司马懿治理污水，各地纷纷决定上小造纸厂，并且明确表示：谁不同意我们建厂也可以，把治理污水排放的费用直接给我们，我们可以保证5年内不再考虑上造纸项目。
　　听说了这些情况以后，诸葛亮更加感觉此事难以通过私人协商来解决。还没怎么着呢，就又冒出来一群准备排污的项目等你拿钱。这比那些听说政府要征地纷纷在地上插柳条当树木来得更邪性。在私人协商无望的条件下，诸葛亮再次想到了政府，他希望通过政府的法律强制执行污染治理，企业可以通过缴税“购买”污染权，然后由政府把这部分税作为补贴给受害人或通过招标建立污染治理工程解决污染问题。
　　“看来在中国必须尽快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诸葛亮感叹道。
　　期权激励是望梅止渴吗？
　　中原集团的股份制改造，使得公司的股权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他们的收益将和公司的整体利益相一致。所有权是解决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一把钥匙。曹操的制度改革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管理人员行为目标与公司利益相背离的问题。
　　曹操的另外一招是在公司引入期权机制。期权是通过赋予管理者以当前的价格购买未来公司股票的权利来激励管理者努力经营的机制。曹操决定对高层经理采用给予未来的股票购买权利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曹操在一次集团公司的高层管理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自从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以后，公司的各项业务开展已经有了明显的起色。这充分说明，中原集团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坚持改革创新，在与时俱进方面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士为知己者死。”各位跟我征战这么多年，我将尽我所能，为各位谋求利益。我最近查了字典，得知MBO就是我们搞的管理者收购。我们通过股份制改造，已经使公司上下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拥有了公司的股份。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我们还要引入发达国家的期权机制，现在中原集团的公司股票净值大约在4元的水平，为了让大家的努力得到应有回报，我决定，未来5年之内，给予各公司总经理以现在4元价格购买公司300万股票的期权，副总经理给予200万股票期权，部门经理给予100万股票期权。只要我们共同努力，5年以后，总公司的股票也许能够升值到6元，到那时，各位都是百万富翁。
　　曹操的一席话，很像发自肺腑，感动得在座各位个个热泪盈眶！其实期权是曹操惯用的伎俩。但是股权购买权作为激励的工具在经济学上是很有道理的。公司经营得越好，经理们的报酬就越高，因此经理们就有动力使公司的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如果一个经理成功地将公司的价值提高了1亿元，那么他可能获得100万元的期权奖励。虽然只有1%，也足以激励他领导公司走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曹操原来用“望梅止渴”的方法激励将士还是一种虚幻的“期权”，那么现在对于经理们的股票期权则是可以兑现的激励。
　　自从曹操实行股票期权购买计划获得管理上的体制突破以后，中原集团的经营有了明显的改善。这说明期权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激励机制。但是，经济学家们对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仍然存在争议，认为这种方式是以现有股东的所有权被稀释为代价的。特别是当美国的安然公司丑闻出现以后，很多人更认为“都是期权惹的祸。”不过，对安然公司我们应该有冷静的认识，安然公司的那帮老总们，为了得到个人的私利，不惜通过弄虚作假的会计信息，把公司做得虚胖浮肿，自己从中渔利，本身就已经突破了“诚信”的道德底线。俗话说得好：“家贼难防！”如果职业经理人没有诚实信用的道德约束，任何激励约束机制都是难以奏效的。
　　私人能不能修桥收过桥费？
　　张飞修建当阳桥，一方面是作为蜀汉公司一个项目去经营，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个人还历史旧账的考虑。如今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路桥交通越来越成为发展的瓶颈，原来的当阳破桥更是公路交通的极大障碍，每天有数千车辆困于两边难以通过。由于这里是蜀汉公司材料和产品进出的必经之路，他们自己在物流方面就特别不方便，早就有修这座桥的意愿，只是由于过去资金不足，一时难以启动。再加上有经济学家好言相劝，说是自古修桥铺路都是官方行为，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如果你公司出资修建，除非是公益性质，否则是不能阻止别人免费通行的。
　　就经济行为而言，确实存在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区别。私人物品是个人家庭所拥有的物品，在占有和使用上都存在排他性；公共物品往往不存在使用的排他性，譬如路灯，一个人使用并不排除他人也使用。这类物品还有街道、国防、文化知识、灯塔等等。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区别，有时候还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过去道路和桥梁都是政府出资修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如果个人出资修建，也多具有捐资修筑、积德行善的性质。但是，张飞是个性急人，他不太相信经济学家们的死板教条。他认为：我出资修桥，桥就是我的，谁过我的桥，谁就交费；不愿意交费的还走他的老路，还在那里等不就行了。干吗非要是公共物品不可呢？
　　张飞在蜀汉公司董事会上提出建议，并立下军令状：一年把桥修好，双向4车道。修好之后，按过桥车辆收费，大型卡车每次10元，小车每次5元，拖拉机是农民的，就少收一点，每次1元。估计要不了10年的功夫，就能够连本带利，全部收回。请丞相帮我算一算，修建这么一座桥需要多少钱，日常的维护和经营需要多少人，多少费用，什么时候收回了本利，咱就停止收费。张飞的建议在蜀汉公司董事会上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得到了通过。诸葛亮对这样一个项目进行了评估，修建这样一座桥，总投资在5000万元的水平，每天平均有3000辆机动车通过，平均可以收回2万元，一年收回730万元，除去经营管理费用，大约需要10年能够收回全部投资，12年就可以保证投资的利润。
　　有创新就有模仿。特别是在中国，模仿是发展的动力源泉。自从张飞修建当阳新桥，建立过桥收费模式以后，贷款修桥铺路成为了中国各地道路桥梁经营的一种创新模式。各级地方政府也组织路桥企业贷款修路，过路收费，收费还贷，地方政府还可以增加税收。就这样，原来本是各级政府修建的公共物品，现在成了企业经营的私人物品，全国各地的路桥工程项目成了最有稳定收益，最能确保地方政府税收的“金桥工程”和“银路工程”。如今，张飞修建的当阳新桥已经全部收回投资，并停止了收费，变成了免费的公共物品，可是，全国各地的路桥没有一处停止收费的，有的个别路段甚至还涨价。这其中都有地方政府的背景。
　　灯塔一定是公共物品吗？
　　既然路桥能收费，那么其他的公共物品能收费吗？在中国，很多人在化公为私方面是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的。如果你要提出来：灯塔是公共物品吗？经济学家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灯塔是典型的公共物品。修建灯塔是为了方便过往船只避开有暗礁的水域，这种为船家提高收益的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所有过往船只都可以使用，确实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因此，灯塔都是由当地政府经营的。可是东吴大将陆逊，后来把南京到上海的长江入海口全部的灯塔都拆掉，建造了新的功能更齐全、更强大的灯塔。陆逊建造新灯塔根本不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他是准备通过新建灯塔赚钱赢利的。也许我们都不明白，他的赢利模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放心，陆逊有自己的办法，他不是向过往的船只收费，而是向附近的港口码头收费。如果港口码头的经营者不付费，陆逊就关灯，船只就到不了港口。这招是够绝的！
　　说到这里，各位自然就明白。曹操的华歌有线电视是怎样赢利的了。本来我们大家都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公共天线，公共物品，无须付费。可是曹操建立公司以后，第一步，不由分说，先把你楼顶上的公共天线拆掉，然后再建立起电缆传输的有线电视网络。你想看电视吗？请交费；你想看更多的频道吗？请多交费。就这样，本来属于公共频道可以免费享用的公共物品，如今在曹操手下都变成了私人物品。
　　国民教育能不能产业化？
　　更有甚者，如今的教育事业也开始了“产业化”的进程。产业化的结果必然是赢利化，否则很难做成一个产业。现在的中国，大学要收费，似乎天经地义；中学也要收费，没有谁认为不妥。就连普及教育的初中和小学也要变着法的收费。比如可以压缩计划内招生，空出师资和教室等公共教育资源开高价收费班；向那些想上重点学校的学生家长收赞助费；还可以打造名牌学校收高价的插班生和自费生等等。无论如何，传播知识的公共物品也变成了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
　　我们不能认为，所有这些化公共物品为私人物品的行为都是由张飞造桥引起的，其实，这些事情就是连诸葛亮也始料不及的。好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事物本身究竟是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很在乎，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物品的经济效率。只是当有些本应属于公共物品的东西被化公为私，变成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以后，往往会造成分配不公。公平与效率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对矛盾，如果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使社会失去了公平，经济学家往往会提出疑问，究竟谁获得了经济增长的好处？特别是公共物品被私人占有以后，就可能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那么，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是值得担心的事情了。
　　一条人命值多少钱？
　　俗话说，人命关天。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生命价值，也就是一条人命值多少钱的问题。
　　也许你会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毕竟，无论给你多少钱，你都不会自愿地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或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这表明人的生命有无限的价值。如果无论多少钱都不能放弃生命对于自己的使用价值，那可能就永远也不会成交。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成交，是对已经发生了事故的赔付，无论如何也必须有一个结果。
　　一种是成本分析法。按照成本分析，是民间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并不科学。按说婚姻是不能买卖的，可是民间的嫁娶经常伴随着彩礼的问题。在彩礼多少的问题上一般是不讨价还价的，但是也有特别各色的岳父就是要跟未来的女婿算成本账的，譬如养活闺女到20岁，1年少说也得2000元，20年就得4万元。如果用这种办法计算井下工人，显然不妥，很可能是工人年龄越大赔偿越多。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另一种是收益分析法。法院在判决那些过失致死赔偿案时，往往使用收益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够赚到的总钱数。国内就有一例球员过失致残案，一审判决赔偿300多万元。我们不知道这种判罚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是依据未来预期收益，其实具体标准也是很难确定的。而且如果把一个人未来能赚多少钱作为标准，也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因为这种方法有一个意料不到的含义是：退休者和伤残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观察一个人给多少钱他才自愿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不同职业人的人身意外伤亡率是不同的，井下工人和办公室的职员所面临的死亡危险有很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和技能不同的工资等，可以大致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基本含义和标准。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1000万美元，我们中国的农民工兄弟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差别如此之大，有时简直令人气愤，可事实也就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公地悲剧”？
　　乱挖滥采，对煤炭资源是最严重的糟蹋。如果不尽快制止，统一开采，统一加工，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越发严重了。司马懿特别指出，目前的这种混乱局面主要是“公地悲剧”所造成的，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对于中国比公海捕鱼要严重得多。如果不尽快制止，能源问题所带来的危害将是不可挽救的。司马懿所言的公地悲剧来自于下面的一个寓言。
　　在北方的一个草原上，住着许多牧民，牧民都有自己的羊群。开始的时候，牧民都在草原上放牧，羊在草场上吃草。那是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地见牛羊”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牧民们在公共的草原上放牧养羊，肥美的牧草养肥了羊群，也使牧民们过着相当幸福的生活。
　　但是，时光在流逝，这里的人口在增加，草场上的羊也在增加。由于羊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土地是固定的，草场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里的草场上，土地变得寸草不生。由于共有土地上过度放牧导致草场的荒漠化，羊饿死了，人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
　　目前的资源乱挖滥采行为就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们，家家户户养猪养羊，故意放到生产队里的麦田里去吃麦苗。结果是，“吃在外，省在家，卖的钱，自己花。”这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地悲剧。其实在世界各国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定的“公地悲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公地悲剧呢？当然是过度放牧。草吃干净了，连草根也没有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荒漠化。避免草场的破坏需要所有牧羊人的集体行动，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愿意为了共有草场的繁茂而主动减少自己羊群的规模。正像没有一个小煤窑的主人为了保护煤炭资源自己主动减少煤炭开采是一样的。实际上，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自身使用的负外部性。当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土地上吃草的时候，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养多少只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过度放牧的负外部性。煤炭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同公共草地放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一个人享用公共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共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可以通过政府管制，二是把共有资源变成私人物品。
　　凶猛的老虎为什么斗不过牛？
　　产权虽然是一种社会权利，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问题，同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然于社会的交错关系。因此产权也同样在自然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有了产权的保护，物品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应。譬如牛和老虎两种动物的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
　　凶猛的老虎斗不过老实的黄牛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虽然在十二属相中，牛排在了虎的前面，确实比较“牛”！可是另一方面，在自然环境中，老虎要比牛“牛”得多，10头牛也不是一只老虎的对手。
　　在现实社会中，老虎的皮、肉和骨头等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说是商业价值；但是，黄牛作为牛肉的重要来源，也同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那么为什么老虎的商业价值威胁到自身物种的存在，而黄牛的商业价值确使黄牛获得了护身符呢？原因在于老虎是共有资源，而黄牛是私人物品。一个是有主的，一个是无主的。当然，动物园里养的老虎是有主的，饲养老虎能为动物园挣门票钱，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我们说的是野生的老虎。虽然国家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是，野生老虎不属于任何人，没有人能从保护老虎的生存中得到激励和获得直接的好处，相反，那些猎杀者可以不付任何饲养的成本就能够得到收益。黄牛不一样，，它生活在私人的牛棚里，养牛的人会尽可能维护牛群的安全，并把牛养得膘肥体壮，因为他可以卖个好价钱，并从养牛这种努力中得到收益。在市场机制中，牛羊猪等被驯养得非常温驯的家畜，由于自身的商业价值而得到了很好的生长和繁衍；而那些无主的野生动物（不仅是老虎，还有大象、狮子、狗熊、熊猫等各类野生动物）都一直面临灭顶之灾。
　　概括起来，这就是产权的重要性。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物可以得到物主的保护，即使物主本身很弱小也不要紧，社会和法律会为物主提供产权保护。有了产权的保护，社会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建立起来，。虽然宰杀的牛比猎杀的老虎要多得多，但是，市场仍然能够保证牛肉的供应。我们永远不会担心牛会灭种，牛群将永远繁衍下去。而老虎的命运可能就比较惨了点。
　　合伙作案的两小偷，谁愿意守口如瓶？
　　寡头市场是一个合作博弈的市场。在这个寡头市场上存在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现象。
　　囚徒困境是两个被捕的囚犯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保持合作也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我们可以关你一年，但是，如果你承认有过贩毒，并且供出你的同伙，就可以免除对你的监禁，你的同伙将被判10年。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承认罪行，我们就不需要你的供词了，你们二人都可能面临5年的监禁。”
　　面对审讯，两位囚徒会做什么呢？每个囚徒都有两种策略“承认或保持沉默。两人的刑期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策略，以及他同伙的策略。按照博弈论的理论，无论另一个囚犯采取什么策略，坦白交代都是他所遵循的最好策略。反过来，第二个囚犯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他的推理与前一人完全相似，无论前个囚犯怎么做，只要他自己坦白了，就可以减少呆在狱中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也必须这样考虑问题：坦白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策略。
　　事实上即使他们之间有了“打死也不说”的协议，一旦被分别审问，利己的逻辑就会发生作用，并使他们坦白交代。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两个囚犯之间的合作是难以维持的。因为从个人的利己动机看合作是不符合经济人理性的，对自己是不利的。
　　反管孙刘两大集团，只有在对付曹操的时候，才真正结成了战略联盟，一旦北方市场稳定，他们之间就会上演“囚徒困境”的博弈战。
　　可以看出，在寡头垄断市场上，要想维持垄断利润实际上是有一定困难的。垄断是寡头的共同理性，但是每一方又有违背协议的利益激励促使他们竞相扩大生产。正如囚犯的主动坦白交代一样，利己的动机使石油寡头难以维持低产量、高价格和垄断利润的合作结果，有的时候甚至竞相降价到亏损的程度。
　　南方两家石油公司的博弈自然也累及北方公司的利益，但是司马家族正在逐步统合北方的煤炭市场，他们在石油市场的损失基本上可以靠煤炭补回来。等到北方煤炭市场逐步稳定下来以后，司马懿趁着孙刘两家的亏损开始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已经清楚，国内的成品油市场，表面上看是三分，实际上则是一统。司马家族基本上控制了能源的产量和价格。
　　有一首歪诗对这一事实做了如下描述，在此抄录为本书做结。
　　谁言曹操是奸雄，也让孙刘息纷争。
　　司马垄断灾难至，竞争市场效率升。
　　环保犹赖法度严，资源尚须产权明。
　　寡头博弈合作难，恰似囚徒陷困境。
　　自古分合天下事，全在利益交换中。
　　国际客商纷纷来，何惧三分归一统。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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